不该不去的聚会
□合肥陈频
不善饮酒，朋友聚会，从放酒杯那一刻起，人矮了不说，连舌头也短了半截。不是朋友冷落了我，而是我冷落了朋友。因之，但凡朋友邀约，我总是制造些理由，婉言谢绝。
在这些邀约中，被我婉拒的，感觉最对不住的有两位朋友。
王景琨是我年轻时结交的朋友。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他在长丰县文化馆从事美术工作，我在一所乡村中学当语文兼音乐教师，因为同毕业于合肥三中，又因为文化馆经常借我为宣传队作词谱曲写剧本，一住数日，一来二往，成了兴趣相投的朋友。每次我从乡下到县城来，总是到他那里落脚，他总是带我到食堂吃饭，工作忙不能陪时，干脆把钥匙丢给我，让我拿碗拿筷拿饭票，径自去食堂用餐。需知，在那个工资不高、粮票不多的年代，留客去食堂吃饭，不亚于当今下饭店撮一顿。景琨对朋友，从来就是这样热情慷慨。
景琨身材伟岸，然不修边幅。络腮胡子，茂盛茂密；头发直立着，纷繁纷乱，常常作冲冠状；蓝色的工作服，似是常年不洗，色彩多样多变。凡此种种，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模样。
景琨好饮豪饮。一次，几位朋友相聚，大约是因为囊中羞涩，又不愿放过这次聚会机会，正在为难之时，一眼瞅见小院角落里堆积的酒瓶，大喜，大声说道：“今天我办百瓶宴！”大家七手八脚，卖瓶沽酒，百瓶宴办得既丰盛又热闹。
景琨爱交朋友更够朋友。文工团有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相声演员，因为历史问题受到了批斗。景琨知道后，买了一包牛肉一瓶酒，悄悄地溜到他的宿舍里，与之对饮。事情传了出去，领导大为光火，本打算在会上好好批评一顿，但因为大家都知道景琨的个性，更因为景琨平日里工作吃苦耐劳，常常创造性地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于是，只在背地里狠狠地剋了他一顿。当有别人问及时，他淡淡地说：“没什么。”
景琨与我先后调回合肥，交往得以继续，聚会时有举行。
最有趣的是我邀约的一次聚会，赴会的全是书画界的朋友，应当算是雅集。有书法家张良勋，画家贺泽海、萧志远，诗人项文谟，当然少不了景琨。此时，他已经是安徽美术出版社颇有名气的资深编辑，其画作也在全国产生影响。酒逢知己千杯少。席间，大家谈画论字品诗。尽管大多是七十岁朝上的老人，几瓶老酒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装进了大家的肚子里。席终人散，四点左右，景琨夫人打来电话，说到现在未见人归。这一下我吓得不轻。赶快打电话，只听铃响，不闻人声，直让我坐立不安。天黑时分，终于接到了人已到家的电话。长嘘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地来。
最难忘的，是2016年11月那一场由景琨安排的聚会。我只知道由头是祝贺他这些年研究奇石的专著《赏石录》的出版，欣然答应。谁知临期的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害怕路滑会摔跤，给他打电话说不去了。他沉吟了一会儿，喃喃地说：“不来就不来吧。”十几天后，突然传来噩耗，景琨辞世，惊得我拿着手机回不过神来。后来，一位朋友送来了他著的新书并告诉我，那是他去北京治病前硬撑着举行的聚会，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
另一位朋友沈正隆，长我几岁，是合肥市文化局的干部，曾下放到长丰文工团当导演，后调文化局分管业务，因为文艺创作，常有相聚机会。
是朋友总有不解之缘。到省城后，他任合肥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我担当一个区的文化局局长兼区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老朋友成了上下级，不亦乐乎。
正隆兄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属于那种说干就干的人物。用合肥话来说，叫“撒野”。于是，朋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撒野”。一传十，十传百，最后竟然被叫成“三爷”。
“三爷”带领我们，率全省之先，制定了文化市场管理办法，也经常组织人员去外省外市学习，合肥市的文化市场被管理得井井有条。
清楚地记得，一次“三爷”率我们去洛阳参观学习。在文化市场，大家一下子被那色彩鲜艳、造型别致的“唐三彩”吸引住眼球，争相购买。考虑到路途遥远，这玩艺既重且易碎，都挑小巧玲珑的小物件；唯“三爷”买了一头高头大马，其重量可想而知，走到哪都要扛在肩上，累得满头大汗。因之我打趣道：“三爷买马变成马！”大家都笑了，他也笑了，笑得像个天真烂漫的孩子。
退休了，窝家了。去冬他突然打来电话，说是从一位文化馆老馆长那里找到了我的手机号码，便立即与我联系。
第二次给我打电话，说是要约几个“老文化”一聚。我劝他说，正值三九隆冬，都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了，不如改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聚会一推再推。直到4月4日这天，在手机上惊讶地发现他儿子发来的讣告。呜呼，正隆兄已经驾鹤西归。我捶胸自责：为什么一次次拖延聚会时间？后悔莫及！
老朋友聚会，真的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常常后悔这两次不该不去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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