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各方合力,创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了科学的指引。
为此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凝聚起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组织、人民群众各方主体的治理合力，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创建“党建+”、“政府+”模式，引领社会治理方向
第一，网格化管理服务+居民自治。《决定》提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原有的网格化管理服务充其量是一个政府内部上下互动循环的管理，具有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效力，但没有激发居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网格化管理和居民自治衔接起来，就变成带把的网球拍。网球拍联系群众主体，这样挥舞起来就坚韧有力、精准到位、实在有效。居民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网格长和网格员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负责指导、引导居民自治工作。在成立组织、完善活动机制、支持开展活动等过程之中，促进社会井然有序。
第二，政府+社会组织。政府部门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服务者。要努力向服务型政府、高效政府和法治政府转变。政府有为，不仅是政府自身有所作为，还要引导社会治理有为、有效。让社会组织、居民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治理有效，就是政府有为。培育并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引导居民成立社会组织比如文明议事会，参与民主治理；让有意愿有能力的乡贤、和事佬、老娘舅参与社会治理。运用社会力量，织密社会治理网，有益于增强人民群众主人翁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获得感。合肥朝阳社区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社会组织为老人、小孩提供“两项服务”，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和睦景象，正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精神。
第三，政府+市场。社会治理是需要成本的。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市场力量是有效的补充。政府可以创新方式，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浙江余杭垃圾分类“虎哥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居民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让居民真正参与到前端的简单的垃圾分类工作，后端完善的处理系统由企业做，让垃圾得到科学再生利用，政府根据工作情况给予资助，有效解决了垃圾分类问题。
第四，政府+志愿者。志愿者是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党员担任志愿者，有利于示范引导社会成员争当志愿者，为社会作贡献。吸纳一些有意愿、有能力的居民担任社工，为社会提供服务，有的甚至比专业社工，更贴近、了解居民，服务效果会更好。同时也提高了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
完善激励机制，实现社会治理常态化
《决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关键的是完善激励机制，让社会组织、人民群众能够自发地、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共建、共治中来，让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事实和理论证明，单纯的金钱奖励，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长效的激励。通过明确产权，或者所有权、使用权乃至经营权，让各方主体共同承担公共责任、合理分担公共责任、明确各自责任范围，同时辅以公示、考核、社会监督等手段，有利于形成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借力科技支撑，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社会治理涉及多元主体。通过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来推进社会治理，必然会提高治理成本。倘若囿于传统的手段比如座谈会、口耳相传等，必将无法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现代科技日益发达，无疑为社会治理提高效能提供了良好的工具。互联网是个工具，发挥互联网+的作用，通过网格数据的收集和精细化治理，打破政府及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交流壁垒，有利于形成社会共同体。互联网思维是一种生态化思维，没有一个中心，大家都可以平等交流。微信群、QQ群是信息沟通的好工具，也是了解基层真实状况的好途径。我们应该学会听取不同的声音，并用灵巧的五指弹出社会和谐的乐章。阻塞言听只会掩耳盗铃，不利于社会治理。当前应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统筹推进信息化手段在城市运行、乡村振兴、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的集成应用，推动社会治理朝着智能化、便捷化、高效化方向发展，为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撑，进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合肥市委党校 王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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