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与饭桌
□合肥何诚斌
以前小镇老街上，一家一户比邻而居，家境好不好，看大门便可知晓。我家的大门，缝隙大，窟窿多，寒风阵阵而入。刮大风，需要用桌子、板凳抵在门后，才能不使其被吹开。后来门框严重变形，上下脱榫，开门和关门很费工夫。
大年三十晚上，串门拜年的大人、小孩目光透过门缝，瞧见屋里人还在吃饭，就换一家，等会再来。有些小孩子，一家不落地拜年，不愿放弃谁家，收获着更多的糖果、瓜子、花生和香烟。他们趴在大门上，小嘴巴冲着门缝叫喊：“拜年——拜年——”我父母或者哥哥们回应道：“还在吃饭呢，等会来吧。”
郑平家的大门严丝合缝，外面人看不清他家年夜饭吃没吃过，只能根据里面的说话内容判断情况。四清家的大门也很好，能挡住窥视的目光。我在屋外，不敢喊郑平、四清出来，急巴巴地等候他俩一起去挨家挨户拜年。
寒门的光景，占据了我整个童年，直到几个哥哥参加工作且尊严感越来越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开始有所改变。哥哥们觉得一扇大门的好坏，事关家庭的形象问题，影响恋爱、交际，甚至前途，建议父母重修大门。我和伙伴们也是少年了，有思想观念了，不再是你家玩过我家玩，不嫌门破，已意识到大门背后的经济力量、社会地位，于是我也需要保护门内的隐私了，敏感、计较、害怕门缝中窥探的眼睛。
哥哥们说，大门好，活着才有体面；大门好，别人才瞧得起；大门关系到风水，好大门，好家运，家庭必定会兴旺起来。父母不是不知道这个世俗的道理，不是不懂这个市井文化的寓意，关键是吃饭都成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生计温饱而非居住条件。现在，家里户口回城了，好几个人参加工作了，全家大小吃饭问题能勉强解决了，大门自然可以更换了，于是，请木匠打了一扇新大门。此乃一家之大事，却牵动了全镇人的神经，祝贺道喜者有之，羡慕嫉妒者也有之。除夕，关起大门，阖家开开心心地吃年夜饭。拜年的人，无门缝朝里面窥看，要么在门外踯躅，要么转身离开。我不时听到“砰砰”叩门声和“拜年，拜年……”的叫喊声。
我长大后，读到徐文长的这首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立即想起我家以前破旧的大门，以及大门后瘦弱的父亲。他原本生活在一个殷实之家，念小学四年级时因日寇来犯而辍学，后又因社会动荡、变革而遭受诸多挫折和不幸，1961年被单位除名，1969年下放农村劳动。他说话爱用“那个”替代方言“乌个”，被人取笑“南腔北调”。父亲直到60岁才有一扇体面的大门，可12年后他却因病去世了。
被父亲用来抵大门的饭桌，同样非常破旧。
饭桌比起大门的好坏，虽是家庭内部环境问题，但很大程度上形象大于实用，意义在此，不可小觑。材质差，加上长久使用，桌面损坏，有裂缝。四条桌腿能支撑，不影响摆放菜肴，大家围桌吃饭，有什么关系呢？不行，饭桌不只是自家人就餐用，还有亲戚来吃饭，朋友、同学来吃饭，街坊邻居来吃饭，所以饭桌之重要就仅次于大门了。
不过，在我的印象中，我家的饭桌属于中等档次——与别人家相比较，不算最好的，也不算最差的。我不知道它是父亲跟大伯分家分来的，还是分家后添置的。我童年的时候，桌面破损的缝隙还不太大，不像有的人家饭桌不仅硬币可以从桌面缝隙中掉下去，夸张点连酒盅都可能漏下去。我家的饭桌，经过我与伙伴们的折腾——爬上跳下，数年后也成了小镇上最不堪入目的饭桌之一。
上等的桌面是没有缝隙的，也不允许有缝隙，酒水或洒或泼到桌面上，不漏不渗，这样钱财才不会流失。这话我听过无数遍。
弟兄们先后成家生子，过年吃饭的人就多了。于是，父母请木匠做了一张新饭桌，结实的木材，打好后刮泥灰上桐油，反复多次，直到桌面如一块整板般无一丝缝隙。哥哥们过年打麻将，打扑克，吆五喝六，哗啦啦，噼噼啪啪，特别来劲。那张旧饭桌没有被淘汰，上面蒙上桌布，和新饭桌一起放在堂厅。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吃年夜饭，全家长幼老少每个人都有座位。平时，新桌放在中堂下方，旧桌放在靠墙的一角。街坊邻居谁家办红白喜事，来借就让他驮去。
老家的房子，于2002年卖了，两张饭桌连同其它旧家具，让我小姐夫用板车拉到他家去了。有几年时间，我每次回老家都会特意地去老街看看旧居的大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再后来，那家人把房子拆了，盖起小洋楼，我连我家以前的大门，都抚摸不到了，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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