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人，他们是医务工作者，可最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流浪的精神疾病患者寻亲 从病房到家乡，陪你走过漫漫归途
“你看到我的包了吗？我的身份证在哪儿？”见金晓芳走进来，曼曼迫不及待地问道，迷离的眼神中透出急切。
这个问题，金晓芳已经不记得被曼曼问了多少次。其实，不仅是曼曼，每一天，围着金晓芳提问的还有很多人。
正是午饭时间，在安徽省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病房看护大厅里，金晓芳很快被一群人围住了。
“金妈妈，我想买件新衣服！”
“金阿姨，我想和你一起玩。”
“金科长，我……”
在一片各不相同的称呼声中，金晓芳的衣袖被拽住，胳膊被挽住，脸上却始终带着微笑，尽力回应着每一个问题和要求。
“只是有时会有点恍惚。”在医院社会服务科工作了10年，帮助2000余名流浪精神疾病患者寻亲、回家后，金晓芳偶尔也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医务工作者，还是公益工作者？”
像侦探一样洞察秋毫
在合肥，一说“四院”，人们都知道那是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在四院收治的患者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流浪街头的精神疾病患者或智力障碍人群。这些人，有的被家人抛弃，有的因种种原因与家庭长期失去联系。除了进行治疗，四院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帮助这个群体寻找亲人或监护人。
2009年，金晓芳从一线护理岗位调到四院社会服务科，由此开始了自己“寻亲达人”的修炼历程。
由于身患疾病，不少进入四院的流浪人士很难提供有用的个人身份信息，“我们必须像侦探一样留意他们发出的每一个讯息。”金晓芳打比方说。
2013年3月，四院收治了一位40岁上下的患者，无论医护人员怎样与她沟通，她都一言不发，而且对人有很强的防范心理。这样不仅找不到她的家，对治疗也很不利。
那段时间，金晓芳一到医院，就时刻留心观察这位患者的一举一动。经过研究分析，金晓芳觉得这个“怪人”可能是位聋哑人。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金晓芳开始用肢体语言和她交流，用手比划，在纸上画图片……方法都用尽了，患者还是没有开口。
为了让病人放下心理防备，金晓芳常常找机会帮她梳理头发、整理物品，即使说不上话，也陪她静静地坐着。“我跟她肢体接触的时候，能感受到她的身体和动作是温暖的。”金晓芳说，“因此，我也不把她当成病人，而是看作等待回家的旅人。”
时间在静默中一点点过去。突然有一天，患者对着金晓芳打了个手语：我会写字。那一刻，金晓芳觉得自己数月的努力全都没有白费。原来，患者是湖南人，名叫罗香香，18岁那年被人从家乡骗出来还生了一个孩子，后来一直流落街头，直到被好心人送到了四院。
虽然罗香香开了“口”，但她却无法提供更具体更准确的信息。金晓芳和同事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发布消息，只要有和罗香香有一点关联的信息就立刻打电话查证比对。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后，金晓芳终于联系上了罗香香的家人。
此时，距离罗香香入院，已过去了两年。临别时，不能说话的罗香香抱着金晓芳痛哭，“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原来无论离开多久，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想回家。”金晓芳说。
像外交官一样四处协调
在把25岁的儿子送到四院封闭病房3个月后，吴伟伟的妈妈就与医院失去了联系。
“有的患者家境贫穷，家人对精神疾病又有偏见，把患者送来医院后就再也不出现了。”金晓芳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在四院时不时就会出现。
这样的病人多了，全部留下来的话，医院负担很重；贸然让他们离开，对社会和患者本人都有风险。“所以我们要像外交官一样，和各个机构、部门打交道，为患者找到家。”
看着吴伟伟的家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大家都很心疼。金晓芳与医院工作人员想方设法找到他以前的住处，家门却始终紧闭。后来辗转多次，金晓芳才得知，吴伟伟的妈妈因罹患宫颈癌已经去世，父亲早在多年前就下落不明了。
没有亲人监管，按照有关规定，精神疾病患者所在的社居委可以履行监护职责。但吴伟伟的户口还挂在几年前毕业的学校，户籍所在地的社居委因为种种原因，也难以为他提供庇护。
社居委、派出所、救助站、当地媒体……金晓芳不记得为此跑了多少地方，也不知道反反复复跑了多少次，“那些工作人员都跟我们成了熟人。”
事情在2017年终于有了转机：有人向医院打听吴伟伟的消息。
原来，吴伟伟有个大姨住在南京。听说了侄子的情况后，因为“怕麻烦”犹豫着不肯来接人。为了抓住这一线希望，金晓芳又在好几个部门间奔波，为吴伟伟申请低保和多项补助，同时利用各种政策为他未来治疗减免费用。最终，吴伟伟的大姨感动于医院的真诚和提供的各种便利，承担起了监护人的角色。
吴伟伟又有家了。
当普通人一样温暖对待
10年时间，金晓芳和同事为约2000名流浪患者找到了家人或监护人，也感染了身边的不少人。现在，她的手机里有很多与寻亲相关的QQ群、微信群，里面既有公安、民政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社会热心人士。
不仅如此，在合肥，还有越来越多的街道、社区加入到帮扶行列。
余秋燕是四院的“常客”，她因患病多次遭到家人抛弃。“反复受刺激非常不利于患者的治疗。”为此，金晓芳联系到了她所在的社区。了解情况后，社区不厌其烦地提供和整理资料，协助金晓芳为余秋燕争取各种政策福利，为她办理低保证、救助卡等。
听说社区也能做“监护人”，经过商议后，余秋燕所在的社区主动承担起了这一责任，“这样，她就能安稳地在医院接受治疗了。”该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以前是靠医院科室的力量在帮助患者，现在是靠社会的力量在做这件事。”金晓芳说，为了从源头防止流浪病人的出现，她所在的四院第三党支部现在与安徽市的社会福利院结成帮扶对子，建立了“病发初期网络诊断”“定期巡诊授课”的长效联络机制。
如今，每个季度，合肥四院会统筹各个部门，去福利院为精神病和智障患者检查身体，对福利院所有服用精神类药品的收养人员进行复诊和用药指导，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知识讲座，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社会关爱。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金晓芳明白，医院治疗并不能彻底解决精神疾病患者的所有问题。对于这些精神疾病患者，尤其是流浪的精神疾病患者，来自家人的温情和呵护更重要。这也是金晓芳不遗余力帮助他们寻亲的最大动力所在。
“我所面对的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这个群体，把他们当作普通人一样对待，有越来越多的力量让他们感受‘家’的温暖。”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金晓芳外，其余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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