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直道是“初心”——“我从包公家乡来”系列报道之“肇庆篇”（中）

肥东晨刊 2019-11-18 09:25 大字

“包公是正义的化身，千百年来受到百姓敬仰，也是历代官员学习的楷模，更是当代党员学习的榜样。”——肇庆市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兴包拯是一位勤政、善政、爱民、为民的清官。心系民生，把江淮平原的先进生产经验和技术(包括种子、农具)带到端州，也是理所必然。至于他当时是怎样做的，史籍志书不可能详述细记；但在老百姓的心里口中，自有一种稗史记录。没有包拯为民善政的精神，端州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中，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包拯治端州，遗迹知多少，这最大的“遗迹”，就是所赠予的“包青天”三个字，这是千年不磨、万年不灭的“口碑”。

一、摩崖题刻显“清心”

包公兴端州，其中一件大事是兴文崇教，创办岭南第一个地方公办民助的书院。

宋庆历元年(1041)前后，书院建成，需要起个名字，包拯放眼远眺，北岭山下，石山星罗棋布，错落有致，心念一动，便给书院起了个名字，叫“星岩书院”。这本是兴之所至，随手拈来，并没有专门的涵义。没想到他离任之后，却引起了骚客文人的揣测与猜想，去寻找“星岩”二字的来源和出处。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七星岩成为全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提点刑狱周洪谐同钱聿到端州，包拯陪同他们游石室岩，留下了“提点刑狱周湛同提点刑狱钱聿知郡事包拯同至。庆历二年三月初九日”的题刻，这是包拯留下来的唯一墨迹，弥足珍贵，也弥补了《题端州郡斋》没能留下墨迹的遗憾。包拯的题刻，以最为简省的表达，不署朝官行，只书“提点刑狱”、“知郡事”最基本的职行称谓，既尊重上级而又不卑不亢；字字皆实，不伪以辞色，完全省却了虚字，全文一气呵成，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更体现了包拯办事的严谨与不不苟。署“知郡事”，而不署“知军州事”，是包拯对职务的自称，如果是周湛或钱聿，会正式署“知军州事”而不会题“知郡事”。这与在州署清心堂《题端州郡高壁》一样，包拯形成了的自称的习惯。简短的二十个字，也体现了包拯的直道清心，换了别人，还真是写不出来。

庆历二年十一月底，石室岩题壁之后还不满三个月，包拯便离开端州，北上开封，当了京官。这与周、钱两位提点刑狱向仁宗皇帝报告端州的变化、包拯的政绩，是很有关系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在仁宗皇帝前推荐包拯，也是由于了解包拯的能力与オ干，勤政与清廉。这就是包拯石室岩题刻的来由，解释了后世游客提出的疑问。

二、有血有肉的包拯

包拯治端，工作十分繁忙，但是忙里偷闲，他的业余生活还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在如今的包公文化园内，建了系列包拯任职时府衙的仿古建筑。在端州府署的后院建有轩亭，垒起假山(烂柯洞天)。据明万历《肇庆府志》载:

菊圆在府厅西，宋守包拯建。行十数武有轩，轩前垒为山，砥石为棋枰，榜曰‘烂柯洞天’，今废为廨舍。洗砚池，在府治西，北宋守包拯凿。

这些假山棋枰穿越时空，让游客们不仅联想，包拯与家人住在此处，会不会凭轩眺望，会不会在土垒的假山下，与小二包繶捉迷藏，会不会和包兴在石头棋枰上下棋……笔者想是会的。

周敦颐爱莲，包希仁爱菊，所以包拯他就开菊圃了。岭南的菊花和中原的菊花不一样，中原的菊花“我花开尽百花杀”是不落英的，而岭南的菊花“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遍地金”是落英的，包拯也想看看金菊铺地的景象，偷闲牵妻携儿，荷锄垦地，栽菊篱下，这不是很有情致，很有乐趣么!一个胸存谋略，指划广南，以民为心的能吏清官，也必然不失闲情逸致，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人之常情。由于当地群众知晓他爱菊，到了今天的肇庆包公文化园内，笔者发现，竖有包公塑像的肃穆大殿内，群众皆手持菊花前来瞻仰。

在府衙的八堂之中，包拯去得最多的是清心堂（静治堂），工作一天后他喜到此处闭目养神，想想一天的得失，计划明日的事务。无论是高兴、烦闷、忧愁、愤怒，都到清心堂坐一坐，想一想，平复一下心绪，调节一下精神。排沥屯田，根治瘟疫，他为端州获得好收成而高兴;到砚坑调查，进砚村考察，他为砚农的艰辛，官吏的贪滥而愤怒，诗情在胸中翻涌，“仓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他将在端州亲历的变化，浓缩成两句，放到他藏在心中很久而未能作出的五言律诗中，挥毫写到清心堂的白壁上，并立题目《书端州郡斋》。

三、践行终身的“初心”

包拯在清心堂上留下五言诗《题端州郡斋》: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

往哲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诗中“仓充燕雀喜”的“燕雀”，许多人都认为是燕子与麻雀，或是泛指各种鸟雀。其实是广东(岭南)特有的一种小鸟，如燕子大小的“峦”，外来人多不识此鸟，便称之为燕雀，中唐乐府诗人也曾经误为燕雀。端州人认为它是报喜鸟，看见它或者听到它的叫声就有喜事临门。李绅在诗中曾有“音书断绝听峦鹊，风水多虞祝媪龙”。由于端州州衙已经湮没，这首诗也没有留下墨迹，但是至今一千多年，端州老幼妇孺仍然开口成诵。

原肇庆市文化局局长孙重维幼年成长于包公故乡合肥，后因工作原因来到了肇庆。“从小我就喜欢看庐剧中的包公戏，以及后来的演义、文学作品。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精忠报国的一个艺术形象。”命运总有自己的逻辑。到肇庆参加工作后，“我竟然从包公的故乡，来到他一展抱负的肇庆定居和工作，深感是一种缘分。”工作后，他深入了解当地关于包公的政绩表现。心目中包公的形象逐渐具体丰满起来。“从艺术化、传奇化的英雄，还原成了有血有肉有情有灵的、可亲可敬的清官能吏，也种下了将他这首诗谱写成歌曲的心愿。”后来，他为包公名志诗《题端州郡斋》谱曲，创作了名为《清心为治本》的歌曲。用他的话来说，“从读到包公的诗，到动了写歌的心再到最终完成歌曲，经历了四十年的追寻。”

已退休的孙重维目前还在潜心研究包公文化。对于包公对千年后人们的影响，他还有很多话说。他说，我们新时代共产党人，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有着深厚传承的中国特色的理政价值观。而千年前的包公，则画出了这一价值的底线。我们现在来诵读包公的诗句，就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以温饱为底线和起点的美好生活，是人民千百年来永恒的向往，就更加理解我们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立国的宗旨。“古往今来，凡是将国家人民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仁人志士，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忘初心’。包拯的明志诗《题端州郡斋》宣示的，正是包公践行终身的“初心”。

（本刊记者顾雯鑫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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