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邓小平
□于俊道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教育着手（2）
苏步青还谈到数学研究所有18个科学研究骨干、被称为“十八罗汉”，由于“文化大革命”，至今有16人尚未归队。
邓小平说：“叫他们统统回来。”他又说：“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很好。”
北京座谈会归来，苏步青着手重建数学研究所。“十八罗汉”回来了一批，所推荐的青年有12位成了研究生，其中两人取得博士学位。
1978年，苏步青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又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尽管他公务繁忙，但是依然不忘给研究生上课，把星期日改为星期七了。1983年2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国务院任命他为复旦大学名誉校长。
1988年4月，苏步青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他赋诗述志：
十载明堂鬓已秋，
如今更上协商楼，
老为民仆寻常事，
尽罄余微方得休。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续7年在上海欢度春节，苏步青5次与邓小平相叙。
苏步青数十年教学，桃李芬芳，造就了大量优秀数学人才。
“感谢邓主任的关心和支持”
1984年10月7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工程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工地上彩旗飘扬，洁白的大理石上镌刻着邓小平书写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的铭文。邓小平在著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教授的陪同下参加了奠基仪式，并为工程的奠基石培上了第一锹土。
李政道是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教授。1946年赴美国留学，1957年和另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
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探亲。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他时，曾提出如何使高能物理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此后，他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主要是如何将基础理论和应用结合起来。
1976年秋，有关电子对撞机及同步辐射的成套资料通过李政道从美国斯坦福高能物理所（SLAC）寄到中国。次年，他来京时建议造一台二三十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规模较小，能量不高，但有很多基础物理实验可以解决，同时还可以产生同步辐射，有极广泛的应用前途。
1978年中国决定建造大型的质子加速器。李政道教授积极给予支持，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联合美国五大实验室的援助，产生了中美高能合作的协议；还组织和安排了中国40多位物理学家到美国、西欧的二十几个研究单位学习、进修，这些人1981年回国后，都成为国内高能研究所的骨干。
当中国对高能物理的研究方向有所改变时，李政道教授又提出了小型电子对撞机方案。中国科学院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他的支持下在北京、合肥建设两台同步辐射机。另外台湾也在准备建设一台同步辐射机。为了这项工作，他先后多次奔波于大洋两岸。
奠基典礼举行之前，邓小平、杨尚昆、万里等人观看了工程的模型，并听取了工程经理谢家麟关于对撞机性能和用途的汇报。当谢家麟说到在工程的论证过程中，李政道教授付出了艰辛时，邓小平当面向李政道教授表示感谢。
李政道教授说：“应该感谢邓主任的关心和支持。”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曾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李政道教授。
李政道教授此次回国有两个目的：一是关于电子对撞机工程，二是关于CUSPEA回来的科技青年的安排问题。
CUSPEA，意思是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的中国赴美国留学的研究生。1978年中国决定派遣大量的学生到国外去深造。这些学生的费用都由国家负担。但是美国所有的第一流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物理系对中国学生不太信任，不肯接受中国留学生作为正式研究生。李政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首先给美国40多所大学的教授写了上百封信，让他们同意按照本国研究生的条件和待遇招收中国研究生。他还到中国来，从听课的学生中通过面试选了5人，又委托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举行了一次小规模考试，选了11人，作为首批赴美正式研究生。他回到美国后，考虑到美国请求读研究生的手续很繁琐，要考TOFEL等，当时中国学生根本无法请求。于是他就把招生制度改革了一下，发明了一个新制度，后来起名为CUSPEA。这一方法后来在美国60多所大学中广泛采用。
1979年春，李政道教授在北京讲课时，提出发动美国物理界招收中国研究生。其目的是：一、使中国研究生进入美国第一流的研究院，受到同美国学生完全一样的训练；二、费用（生活费、学费、医疗费）全部由美国民间负担。经过两次小规模的试验后，1980年，他正式向方毅副总理提出这个计划方案，受到科学院和教育部的支持。当时，CUSPEA学生已有两届共362人，按计划再办两届，一共约700多人。在362人中，除77人尚未选专业外，285人都选了专业，其中231人的专业与国家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如固体、半导体、材料、激光等，占4/5。为了给他们回国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李政道建议先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作试点，他说，这样可以保证流动，研究单位可以通过流动站选人，造成竞争，使人才学有所用。流动站具有可以辨别超等和一等的作用，其中超等的，可以成为自己找新的方向、带领别人前进的科技带头人。流动站建立后，学士后、硕士后和一般研究员都可以参加。几百个流动站，几千个站员，将使全国科技青年都可以流动起来。
邓小平对此深表赞赏，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方法，成百上千的流动站形成了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以便发现更高级的人才。主管领导和部门应尽快予以落实。
会谈中，邓小平询问了“博士后”一词的历史。他说：“博士这个名称恐怕在汉朝就有了，博士的知识既然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有博士后呢？‘博士后’对我来说是个新名词，在国外可能是老名词了。”
李政道解释说：真正形成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通大学生，是由教师出题目，然后指导解题。如果学生解题得出的解和教师的解一致，这个学生就能完成大学学业获得学士学位。研究生在读博士时，是教师定方向、定题目，可是教师并不指导怎么解题，研究生按照自己所学的知识解题，由教师和同行们评价，如果大家认为这个解是对的，就可以从研究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但是，真正做研究，方向、题目都要自己定，这是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和判断，博士后研究工作一般需要2至6年。有了博士后，才能使优秀的博士生成为独立的研究人员，杰出的年轻学者。博士后制度在国外也不是很新的。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都知道，竞争必须有一支能独立研究的精锐部队，才能够面向世界去发展，这是博士后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这个博士后说来也不过40多年的历史。
邓小平听后连连点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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