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个葡萄酒厂是李合肥批建的 翁飞博士谈李鸿章“批札”张弼士
又到一年葡萄熟了的季节，在东大圩一处农家休闲小院里，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博士对我们说：“大圩种植葡萄是有历史渊源的，当年从这里走出的淮军将领把中国人自己产的葡萄酒带回了家乡，让亲人品尝，而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厂就是淮军领袖李鸿章批准建设的。”
翁飞博士（以下简称翁）：说到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厂就要说到张弼士，你们知道这个人吗？
最合肥（以下简称最）：知道，著名的“红顶商人”，但不十分了解。
翁：张弼士是著名爱国侨领，中国葡萄酒之父。我们熟知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只是二品大员，而张弼士被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他是那个时代的华人首富，财产比清政府国库都多，是同时代胡雪岩的4倍，可谓真正的“富可敌国”。而这一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受到了合肥人李鸿章的提携。
最：从张弼士的简历中我们得知他是广东省大埔县人，那他和李鸿章是怎么认识的呢？
翁：张弼士早年漂洋过海，到荷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一家纸行当学徒，后独立经营酒类商行，并获准承包酒税、典当税和一些地区的鸦片烟税，财富日增，其全盛时期，全部资产折银达七八千万两，为海外侨商的首富。
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鸿章亲信、中国驻英公使合肥人龚照瑗路过马来西亚的槟城，张前往谒见。龚问张致富有何妙术？张当即回答说：“地尽利，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微贵败贱，操奇致赢；人行勤敛，择人任时。”龚听后大加赞赏，紧握其手说：“君非商界中人，乃是奇才，现中国贫弱，何不归投祖国。”
最：这么说，张弼士是通过另一个合肥人认识李鸿章的？
翁：是的，龚照瑷致函李鸿章，推荐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获准。1894年升任新加坡总领事。任内兴利除弊，在侨胞中灌输爱国观念，为侨众敬仰。
最：可是，张弼士是怎么想起回国办葡萄酒厂的呢？
翁：这又要说到李鸿章的另外一位亲信时任清廷东海关监督盛宣怀，他是张弼士的广东老乡，听说张弼士经营有方，特邀请他到烟台考察商务，希望通过这位“南洋首富”“招商引资”。
张弼士应邀动身之前，当时法国驻印尼巴达维亚领事对他说：“中国烟台葡萄可酿上等名酒。”当他到烟台实地考察后，确认烟台南依青山，北临碧海，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壤、气候得天独厚，适宜栽种酿酒的良种葡萄。于是便提出，利用烟台的优良水土资源，计划在这里设厂酿造葡萄酒。酿酒也是兴国利民的实业，盛宣怀自然极力支持。
最：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兴办这种亦商亦官的实业，肯定还要得到更高层次的支持吧！
翁：张弼士兴办中国第一个葡萄酒厂也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当时正是洋务运动兴起，朝廷广有兴办实业之议。
不久，盛宣怀调任天津，特意向李鸿章引荐“南洋首富”张弼士，并细陈其专务实业，引进苗木设备创立葡萄酿酒公司的事迹。李鸿章听闻颇为赞赏，一来二去，张弼士酿造“洋酒”的公司成了李鸿章主事的“北洋新政”中一面鲜明旗帜。
最：听说李鸿章对张弼士的“洋酒”公司给了许多特殊政策，能给我们详细说说吗？
翁：李鸿章不仅为他亲批营业准照，还给予了排他性建厂的待遇。李鸿章在准照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准予专利十五年，凡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在十五年限内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夺。”
还有，上报清政府批准，在直隶、奉天、山东等省获专利15年，免税3年的优惠。
最：和胡雪岩相比，其实张弼士因为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在兴办实业的道路上应该走得更远一些，更顺一些吧！
翁：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张弼士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出任该行总董。中国通商银行是我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商业银行，也是我国第一家发行纸币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纸币发行权直至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时才被取消，是中国近代史上发行历史最长的纸币，对抵制洋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期唯一可与他相比的是路人皆知、比他年长18岁的胡雪岩，但张弼士却做得比胡雪岩更成功，他先后在清朝、民国历任多个要职，在清朝则被授一品顶戴，胡雪岩则只官至二品。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时，他同样享有与胡雪岩天壤之别的待遇：当他的灵柩自巴城经过新加坡等地时，英、荷殖民政府都为之下半旗志哀，港督则亲往凭吊；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甚至于孙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后，还特派代表送挽联：“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
李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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