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雨知时节
□合肥刘传增
童年时代的我，有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一家之主的祖父以务农为主，兼设家塾馆，对村童进行启蒙教育。没及入塾年龄的我，也常去混混。父亲兄弟三人，他排行居大，在小学任教，闲时辅佐祖父耕种，深受祖父器重，被祖父爱称为“领墒的牛”。那时候，全家老少，其乐融融。
在这个家庭里，我是长子长孙，因而，祖父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比如，三伏天为防暑，母亲用废酒瓶装白开水，给我带到学校喝，在他的眼里都是奢侈行为，因此从不允许；挨板子、被拧耳朵的事，也时有发生。那时的我，身体单薄且常生病，每次外出割草，收获都不及同龄小伙伴的一半。一次，两次，三次，祖父看得多了，时不时流露出焦急和忧虑的神色。一天，祖父像是批评我，颇带几分感慨似的，以十分深沉的声音，对我父亲说：“这孩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担，将来不知会饿死在哪条河沟里！”
我的“无能”表现，父亲也早有察觉：“怎么办呢？旱路不通走水路，以后让他好好读书！”听了父亲的话，祖父不语，紧皱的双眉似乎舒展了一些。正在烧饭的母亲，瞅瞅父亲，微微笑了笑。
就这样，祖父、父亲和母亲，为我这个“无能”的孩子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开了一剂“药方”，指出了一条“读书成就未来，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道路，盼我沿着这条道路行稳致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48年，即我十岁那年，正在小学执教的父亲，深得身为乡长的本家堂兄厚爱——为他谋得一件美差，加入县政府组织领导的土地测量调查队，丈量统计土地资源。3月29日，父亲胸怀无限憧憬，身背行囊，欢天喜地地前去履新；4月16日，惊闻噩耗，父亲客死他乡。18天，32岁的父亲离家仅仅18天，就没了！
父亲英年早逝，祖父心中“领墒的牛”走了，他心如刀绞，痛不欲生。不堪情感打击和心理煎熬的祖父，于当年的腊月初八（公历1949年1月6日），也驾鹤西去。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34岁的母亲悲伤至极，万念俱灭，数次上吊、跳河、投井，意欲自尽了之。然而，一想到身边的两个可怜的孩子，又不得不悬崖勒马，继续活下去。接下来，人们看到的就是母子三人，在布满荆棘的泥泞道路上，踉踉跄跄，蹒跚前行。那时的我，犹如被太阳烤焦了的禾苗，那“读书成就未来，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也已化为泡影。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时，新中国诞生了，春天到了，春雨来了，多么及时的春雨啊，几近枯萎的禾苗有救了！我们母子三人和千千万万百姓一样，欢欣鼓舞，慢慢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重新点燃起生活的希望。
体单力薄的母亲，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春耕、夏管、秋收、修水利、抬大土，和男劳力一样地干，挣工分，解决了母子的头等大事——吃饭问题。
母亲不忘父亲的初心和遗愿，要我好好读书。为此，她不遗余力，起早摸黑，吃糠咽菜，历尽千辛万苦，战胜数不尽的困难，使得我没有辍一天学，没有缺一堂课。初中毕业了，我拜见一位在一所中等农业学校从教的本家伯父，他熟知我的家境窘迫，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若报考普通高中，论你的学习成绩，什么样的高中你都能考上；但是，考上了你上不起，还是来报考我们学校吧——不光不要交学费，吃饭还不要钱！”吃饭不要钱那多好，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于是，我报考了伯父的学校，结果被顺利录取。1958年，三年修业期满毕业了，学校又免试保送我进入了省城一所高等农业专科学校，继续深造。免费吃饭、免试升学，这是我和母亲做梦都想不到的大好事，全托的是新中国的福！
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我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母校择优选拔，留校工作。接着，先后进入省直群团组织、政府机关，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从而得以为国出力，为党尽责。
年届杖朝，回首过往，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在新中国母亲的怀抱里，喜得及时春雨的浇灌，通过读书学习，我的先辈的遗愿终成现实，个人的人生价值得以体现，全家也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我常常发自肺腑地感慨道：“当年孤苦两兄弟，如今幸福两大家”。
吃水不忘掘井人。为感恩我们的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担任主编，编辑出版了《共和国重大事件写真》一书，抒写祖国的辉煌成就，讴歌她的丰功伟绩；在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我担任主编，编辑出版了《留在党旗上的记忆》一书，描述党的光辉历程，赞颂她的光荣伟大。今天，在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要振臂高呼：“伟大的祖国母亲，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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