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雨知时节

新安晚报 2019-07-02 09:43 大字

□合肥刘传增

童年时代的我,有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一家之主的祖父以务农为主,兼设家塾馆,对村童进行启蒙教育。没及入塾年龄的我,也常去混混。父亲兄弟三人,他排行居大,在小学任教,闲时辅佐祖父耕种,深受祖父器重,被祖父爱称为“领墒的牛”。那时候,全家老少,其乐融融。

在这个家庭里,我是长子长孙,因而,祖父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比如,三伏天为防暑,母亲用废酒瓶装白开水,给我带到学校喝,在他的眼里都是奢侈行为,因此从不允许;挨板子、被拧耳朵的事,也时有发生。那时的我,身体单薄且常生病,每次外出割草,收获都不及同龄小伙伴的一半。一次,两次,三次,祖父看得多了,时不时流露出焦急和忧虑的神色。一天,祖父像是批评我,颇带几分感慨似的,以十分深沉的声音,对我父亲说:“这孩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担,将来不知会饿死在哪条河沟里!”

我的“无能”表现,父亲也早有察觉:“怎么办呢?旱路不通走水路,以后让他好好读书!”听了父亲的话,祖父不语,紧皱的双眉似乎舒展了一些。正在烧饭的母亲,瞅瞅父亲,微微笑了笑。

就这样,祖父、父亲和母亲,为我这个“无能”的孩子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开了一剂“药方”,指出了一条“读书成就未来,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道路,盼我沿着这条道路行稳致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48年,即我十岁那年,正在小学执教的父亲,深得身为乡长的本家堂兄厚爱——为他谋得一件美差,加入县政府组织领导的土地测量调查队,丈量统计土地资源。3月29日,父亲胸怀无限憧憬,身背行囊,欢天喜地地前去履新;4月16日,惊闻噩耗,父亲客死他乡。18天,32岁的父亲离家仅仅18天,就没了!

父亲英年早逝,祖父心中“领墒的牛”走了,他心如刀绞,痛不欲生。不堪情感打击和心理煎熬的祖父,于当年的腊月初八(公历1949年1月6日),也驾鹤西去。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34岁的母亲悲伤至极,万念俱灭,数次上吊、跳河、投井,意欲自尽了之。然而,一想到身边的两个可怜的孩子,又不得不悬崖勒马,继续活下去。接下来,人们看到的就是母子三人,在布满荆棘的泥泞道路上,踉踉跄跄,蹒跚前行。那时的我,犹如被太阳烤焦了的禾苗,那“读书成就未来,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也已化为泡影。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时,新中国诞生了,春天到了,春雨来了,多么及时的春雨啊,几近枯萎的禾苗有救了!我们母子三人和千千万万百姓一样,欢欣鼓舞,慢慢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重新点燃起生活的希望。

体单力薄的母亲,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春耕、夏管、秋收、修水利、抬大土,和男劳力一样地干,挣工分,解决了母子的头等大事——吃饭问题。

母亲不忘父亲的初心和遗愿,要我好好读书。为此,她不遗余力,起早摸黑,吃糠咽菜,历尽千辛万苦,战胜数不尽的困难,使得我没有辍一天学,没有缺一堂课。初中毕业了,我拜见一位在一所中等农业学校从教的本家伯父,他熟知我的家境窘迫,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若报考普通高中,论你的学习成绩,什么样的高中你都能考上;但是,考上了你上不起,还是来报考我们学校吧——不光不要交学费,吃饭还不要钱!”吃饭不要钱那多好,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于是,我报考了伯父的学校,结果被顺利录取。1958年,三年修业期满毕业了,学校又免试保送我进入了省城一所高等农业专科学校,继续深造。免费吃饭、免试升学,这是我和母亲做梦都想不到的大好事,全托的是新中国的福!

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我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母校择优选拔,留校工作。接着,先后进入省直群团组织、政府机关,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从而得以为国出力,为党尽责。

年届杖朝,回首过往,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在新中国母亲的怀抱里,喜得及时春雨的浇灌,通过读书学习,我的先辈的遗愿终成现实,个人的人生价值得以体现,全家也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我常常发自肺腑地感慨道:“当年孤苦两兄弟,如今幸福两大家”。

吃水不忘掘井人。为感恩我们的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我担任主编,编辑出版了《共和国重大事件写真》一书,抒写祖国的辉煌成就,讴歌她的丰功伟绩;在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我担任主编,编辑出版了《留在党旗上的记忆》一书,描述党的光辉历程,赞颂她的光荣伟大。今天,在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要振臂高呼:“伟大的祖国母亲,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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