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幸福生活
□合肥韩太存
我的父亲和母亲今年都是70岁，1949年出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家五口人住在三间土坯房里。土坯房的墙上贴着一圈圈牛屎，房顶上铺着茅草，一到下雨天就漏。家具就几样，样样都简陋无比，粗糙不堪。一张方桌，四条长板凳，两张床，还有个八字柜，一个木头箱子，仅此而已。粮食也不够吃，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向人家借。一年到头，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见到肉。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
后来，责任田承包到户，日子才慢慢好起来。我们家分到了五口人的田地。父母干劲十足，忙完田地里的活，回来又兴菜园，养牲口。一进腊月里，吃完腊八粥，就开始忙过年。做年粑粑、打糖、做豆腐、杀年猪、打年货。要做两担米的年粑粑，放在一口大缸里用井水养着，可以吃到来年的三月三。腊肉腌一小缸，能吃到第二年的端午节。还把裁缝请家里来做衣裳。双河街上那一对父子裁缝——老刘裁缝和小刘裁缝，挑着两台缝纫机来到我家，在堂屋里一做就是好几天。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母把我家那三间土坯房推倒了，在原来的地基上新盖了五间大房子，墙还是土坯，但房顶上铺的已经不是茅草了，而是灰瓦。家里宽敞多了，也亮堂多了，远道而来的客人，可以留下来多住几天再走了。父亲还砍了门前屋后几棵树，亲自动手，拉锯子，推刨子，边打边学，给家里添了好几样家具。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有年轻人开始外出，南下深圳、广州等地打工挣钱，腰包渐渐鼓了起来。我的两个姐姐初中一毕业，也不愿上学了，跟随村里人去温州、宁波一带打工。过年回来，打扮得像个城里人，连说话腔调都变了，带回来的男朋友也是外地人。她俩在外打工几年，省吃俭用，用积攒的钱给家里盖起了一座小楼。二层的，上面有宝顶，有露台，前后有院子，有场地。我们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花草，门前屋后栽了许多果树，看起来俨然就是一座乡村小别墅。父母还在院子里打了口压井，吃水用水都在里面，再不用去村里那口老井挑水了。又添置了组合家具，还买了电视机、自行车等。不仅如此，父亲还买了两头大牯牛，拴在院子里，喂养着。那时父母正壮年，能干得很，不光做着自家的田，还做别人家抛荒的田。父亲还帮别人家犁田，犁一亩田地收一定的钱。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一家人可高兴了，父母连办了好几桌喜酒，请亲戚朋友们来喝。父亲还跑到老祖坟那里，给老祖宗们烧香磕头，告诉我的爷爷奶奶，还有老太太们：伢考上大学了，我们家也出大学生了！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当医生，老婆是护士。我们姐弟仨现在都在城里安家落户，有房有车。我的两个姐姐通过打拼，现在都是老板了。大姐在苏州开了家饭店，生意兴隆红火；小姐在宁波，开了家汽车修理厂，手下学徒有一二十人。她们俩不光事业做得好，还懂得培养教育孩子，我的两个外侄女都在国外深造，大姐家的在英国读研，小姐家的在澳大利亚读博。
这两年，父母的岁数大了，家里的田地都丢给村里的年轻人在种。他们俩往返在城乡之间，有时去我两个姐姐家，有时来我这里，有时回乡下老家。其实，他们更喜欢呆在乡下。父母说，现在农村条件也好了，不比城里差多少，住的都是楼房，家里电器一应俱全。生火做饭也不要砍柴担水，用的都是煤气和电，还有自来水。想吃什么就去买，家门口就有好几家超市。想到哪去也方便，村村通公路都修到了家门口，出门就有车。想找哪个说说话，就打个电话；想见见哪个，就开个视频聊聊天。做农活也不用使老牛挑担子了，都是机械化。生病了有医保，还领养老金。父母说，能生在这样一个好时代，过上了这么好的日子，我们现在真是享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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