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多”现象为何仍然存在？这对基层造成何种影响，如何整改？记者就此采访基层单位负责人和专家 加快信息共享 杜绝“奇葩证明” 对话人：合肥市包河区委常委、滨湖世
记者：各级政府多次要求减少基层开具证明事项，为什么现实中证明需求依然没有减少？
束红英：随着“减证便民”行动的开展，确实减少了部分无谓证明，但一些“奇葩证明”仍不同程度存在。究其原因，一是一些职能部门对“放管服”改革理解不深、贯彻不力，停留在口头表态、文件贯彻，没有对办事流程进行优化，没有对办事人员进行培训和监督，导致在具体办事环节，还是习惯性要求层层签字盖章。二是一些单位部门懒政怠政，对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务，不愿意做过多过细的工作，简单粗暴地推给基层，把一纸证明作为自己的免责单。三是一些社会机构成为索证大户。如保险公司、银行、公证、公司等单位为规避自己责任，要求社区开具各种与居民有关的证明，如很多企业招聘新员工前，为避免出现劳务纠纷，要求员工到社区开具无工作证明，否则不给入职；有的银行告知居民如果能找社区开出困难证明，就可以减免信用卡滞纳金等等。
记者：怎样看待一些职能部门只认纸上证明、无视群众办事不便的行为？对基层会造成何种影响？
束红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一些职能部门只认纸上证明、无视群众办事不便，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懒政行为。部分单位和部门将基层出具的证明当成推卸责任的“护身符”，有些是这些部门原本就应承担的相应责任，自己却不履行，把调查、核实相关事宜的压力推给基层，是不敢担当、不愿担当、不去担当。基层被迫开具五花八门的证明，已明显超出基层的工作职责和能力范围，不但影响基层服务群众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使管理流于形式，埋下隐患。此外，如果以超越职责范围为由不盖章，居民办不成事会认为是基层故意刁难，经常引发矛盾。
王敬宇：一些职能部门只认纸质证明，目的在于增强证明过程的可靠性，因此往往会要求基层组织为陌生人的信用进行担保，顺便可以把审查事实的责任推给基层组织，以免工作失误遭受问责。不过，面对群众日益多元化的办事场景，只认纸质证明的制度规定，往往显得简单粗暴。现代政府部门林立，如果动辄要求群众开个证明，群众就只能反复提交，造成乡镇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的工作量增加。如果基层组织认为没有义务、不方便开具相关证明，群众就会在相关部门之间来回奔波，造成办事成本增加。
记者：如何简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杜绝证明泛滥？
束红英：一是切实“减存量”，可以借鉴一些地方成功的做法，推行“五个一率”，即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社居委）无权查证或无法查证的一律取消，确保减到位。二是严格“控增量”，引入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基层“用章清单”“禁开清单”，并加强监督检查，严防回潮反弹。三是加快“疏源头”，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快基础数据信息共享建设，构建统一的大数据库，推进“互联网+”、“一门式”政务服务，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业务系统，从源头上减少证明泛滥问题。
王敬宇：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制定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接下来主要是按照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只争朝夕，狠抓落实。要增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府该放的权要放，不该管的事不要管，有重点分阶段更深入地推进证明事项清理和简化工作。同时，加快制定和完善信息保护、网络技术标准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彻底铲除“奇葩证明”赖以生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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