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年味”

父亲离世较早，留给我的印象远没有母亲那么深；但父亲的“年味”，却深深埋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我家祖居合肥南乡，世代务农，温饱难求，更无力求学，父母皆文盲。然而，每逢春节，家中布置还是充满了“文化”味。每年腊月中旬就要扫尘，彻底清除即将过去一年的烦恼和不顺，几间茅草屋被父母收拾得干干净净。腊月二十三，就要祭灶。在土灶烟囱与灶台连接处有一形似庙宇的空间，摆上香炉，烧香祭奠灶王爷。两旁贴的对联是：“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腊月二十八，就开始布置堂屋了。由于我们弟兄几个尚年幼，帮不上忙，大抵都是父亲一人张罗。他将唯一像样的家具——竖板条桌摆在厅堂正面墙中央，先挂中堂画，再挂两边条幅。我上学后方知，那幅中堂字画是清代朱伯庐先生的《治家格言》，由张忠伟先生敬书。蝇头小楷，犹如版印。可惜的是，直到父亲去世，也未弄清那幅中堂画的来历；而且由于多次搬家竟然弄丢了。中堂画两边的对联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内涵丰富、对仗工整，字体苍劲有力，颇有文化品位。农家堂屋前后门对开，为了防止“穿堂风”吹皱字画，父亲在中堂画和对联外侧墙面上下钉了4颗小铁钉，用红头绳绕着铁钉扯紧，将中堂字画及对联伏伏贴贴地固定在正面墙壁上。中堂画前是八幅吊画，出自谁手，不得而知;但内容烂熟于心：“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丰登，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一炷清香达上苍，二支明烛照家堂，三教佛神常护佑，四时八节永安康。”父亲是文盲，挂字画挺费心思，好在字画上方有红丝绳，下方是轴，因此，上下不会颠倒；不过，八幅吊屏的排列次序就难为他了。我后来才发现，这八幅吊屏的背面都有数量不等、粗细不匀的黑杠杠，从一条至八条。或许正是这些摞起来的“黑杠杠”，压得一位“翻了身”的庄稼汉，始终难以彻底“翻身”。正因为如此，父亲对文化有着无比强烈的渴望。他虽然不谙《治家格言》，但笃信“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记得在上初小时，有一次，我不知何故竟然逃学，父亲气得两手发抖，提着鞭绳在雨地里追打我，一直把我撵到邻村的小学校才罢休。我粗通文墨后就学写对联，虽然字体歪歪扭扭，但一向严肃的父亲还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为他再也不用一到“年关”，就去附近小学校排队，求我的语文老师陈照甫先生写对联了。多年后，家中吊屏背后那些“黑杠杠”仍然在我的脑际萦绕、挥之不去，成为激励我奋发读书的动力;中堂画旁对联中的十六字箴言更是成了我的座右铭，伴随我及子女跨入高等学府，圆了“高知”梦。

除夕守岁，父亲总是睡得最晚，临睡前又把客厅洒点水、清扫一遍，再放一挂爆竹，然后关门休息。大年初一早晨，父亲照样第一个起床，先用刚入冬就劈好并晒干的木柴，在泥炉上烧茶。装水的是用白铁皮焊的壶，合肥方言叫“催子”。水催开后，大部分冲在竹壳水瓶中，留少许洗把脸，然后烧香拜佛。其实，厅堂并无佛像，只有一个天地牌位，上面刻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也许是生活的重压，父亲平时就沉默寡言，这时更是一脸庄重。孩子们围在周围，也都不敢吱声，图个“闷声大发财”的吉利；然而，第二年照旧穷困。每逢过年，我们兄弟姐妹轮流添置新衣。可父亲总是穿着那件蓝粗布大襟长衫，虽然颜色洗得泛白了，但穿在身上仍然挺括、一尘不染。父亲深知，“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父亲虔诚地在香案前跪拜，迎接新岁的黎明。他把一个普通农民的信仰和期盼全都寄托在这三叩首中了。

岁月蹉跎，从父亲的“年味”中，我体味到昔日的苦涩和酸楚，更多的则是对美好的期盼。父亲当年挂的中堂画，尤其是对联中描述的读书育人的情景，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后，早已变成了亿万农家的生动现实。欣逢己亥春节，拟了一副春联：“经天纬地大气磅礴功业可昂视，探宇和邦高山仰止精神当承联”。轻点手机，播向苍穹。既是告慰父亲，更是对祖国母亲的真诚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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