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文本的另一种解读
□合肥刘湘如
历来关于包公的文本很多，特别是断案方面，“包公案”，“铡美案”，“三侠五义”等各类故事异彩纷呈。民间传说多有演义性质：黑脸铁面，月牙眼，清正，无私，威严，扫尽人间不平……包公形象是百姓心中的祈盼和希望，怎样用一种传统的叙述方式，把包公一生的真实面目，客观、全面地呈现给读者，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许高彬先生经过漫长认真的准备，写出《包拯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无疑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负责宣传工作的县级干部，许高彬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标签：肥东人。巧的是，包公不仅是肥东人，还曾是县级官员，无论是出于精神的仰慕或感情的倾向，许高彬对于这位一千年前的乡贤情有独钟，在他的笔下，包公的形象总是鲜活生动，栩栩如生，标范特立，令人难忘。
我曾经听闻过一些流传的民谣，譬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等，可见人民对包公的尊敬。虽然历史上的包拯，并非像传说中的那样法力无边，凭着皇帝赐给的三口铡刀，就可以“先斩后奏”，但真实的包拯，确实大公无私。他曾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已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后代子孙，谁要是做官犯了贪赃，死后不得葬进包家祖坟。他是真正的耿直无私、清正廉洁，因而被万世景仰。他身上那种正直不阿的品格，都在许高彬的《包拯传》里有切实的表达。
纵观全著，在18万言的《包拯传》中，作者用朴素通俗的表达，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包公完整的一生。从“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清心治本、兴利除弊”，“犯颜直谏、嫉恶如仇”，到“身体力行、为民请命”，“肃正吏治、威慑天下”，“勤于政事、鞠躬尽瘁”，六大章循序渐进，剥茧抽丝，鞭辟入里，娓娓道来。整个文本通过少年求学、考取进士、端州留名、出使辽国、陈州放粮、参掉宰相、外任地方、坐镇开封、三弹李淑、魂归故里等等翔实的细节，把包公的人生过程叙述得跌宕起伏。其中关于历史史料的运用，也是本源据实，考之有据。如写包公“不涉朝野党争”部分，提到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皇帝责成有所更张、兴致太平，继而引出范仲淹等人的《十事疏》（此时的包公，不过是一个刚从端州调任入京的官场新秀），以及他到任后的一系列举动和建言，都叙写得事实清楚，有依有据。又如“执意抗辽”一节，写到宋辽双方最后达成和议，宋方虽有巨额赔款，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但由于包公的坚持抗战，终究避免了更大的失败，都写得史料真实，尺度有节。在“七斗王逵”一章中，包公“弹王逵（一）”，“弹王逵（二）”“弹王逵（三）”，一直到“弹王逵（七）”，每一次都写得有理有实，弹劾有据，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包公也因此得到“包弹”的外号，甚至成为了北宋时期的流行词语，这是值得玩味的一笔。
除了认真的记述，以趣味的手法描摹包公的精神风貌以及人格背景，是《包拯传》的另一特色。在“京都阎罗包老”一节中，作者写到开封百姓为了争看包公的风采，往往把他挤得寸步难行。仁宗皇帝知道后，赐给包公一顶特制的乌纱帽，帽翅比起别的官吏要长出三寸，而后皇帝下令说，“凡是碰到包拯帽翅的人，杀无赦！”爱民如子的包拯，不忍百姓受害，每次逢到步行办案的时候，都要预先叫人沿途吆喝皇帝的命令，百姓也便纷纷让出一条路来。这些有意思的记录，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文以载道，道依真朴，传记文本的第一特征是真实性。许高彬的《包拯传》所写的包拯，真名实姓、真实经历、真实出生地、真实的活动范围，以及性格、情感和道德品质，都尽力还原历史上的包拯的真实面貌，基本上没有虚构。看得出，作者对于资料是经过选择的，经过剪辑、组接，再倾注进自己的爱憎情感和价值取向。在语言的使用上，《包拯传》作者采用的是传记中常用的朴素的白描手法，没有修饰和描绘，甚至使用大面积的方言，读来明白如话，亲切如初，入情入理，丝丝入扣，这也是《包拯传》的文字特色。书中时而出现的风土人情，让读者能真切地了解到当时的社会情形。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包公传》的出版，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包公以孝、刚、廉、明著称，以包公为代表的传统司法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其价值在于树立起清正廉洁的司法官员的形象。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实行，新时代仍然需要包公式的清官。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勤政有为、造福一方的“包青天”，仍然是今天的老百姓所期待的。
作为一名公务员，许高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以文化使者的担当和责任感，为家乡的先贤圣达立传，成功地完成《包拯传》的创作，既是对本职工作的拓展和延伸，又是对乡土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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