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解人生关于“垃圾食品”的逻辑
文/朱墨
外出公干，滞留合肥南站。
晚餐时间，犯了选择困难。两家小店，一边是薄皮大馅的白菜水饺和藕片排骨汤，一边是可乐、鸡翅加上碳烤猪肉汉堡。我素来看不上快餐食品的千篇一律，可诋毁的人多了，又觉得有必要为那些“垃圾”说几句公道话。
启功先生认为最好喝的饮料是雪碧，喝完一杯要用水涮涮，美其名曰“不能浪费”。周有光先生则觉得可乐鸡翅是人类跨世纪的一大发明，似乎比他的拼音字母还要伟大。贺友直先生则抱怨现在外面卖的油豆腐线粉都有股奇怪的哈喇味（油变质的味道），从前游乐场的油豆腐线粉和鸭血粉丝汤才是最美味的。严凤英的小姑子甘文轩老师说起她们姑嫂二人的趣事，总是免不了提及那路边摊的鸭油烧饼，“是嫂嫂先发现的，一咬一嘴油，我到现在都记得，舌头被烫了！”另外，夏衍爱吃猪油蹄，越油腻越喜欢；齐白石爱用豆渣子和面做成小饼，蘸着蒜泥与酱油，百吃不厌。
人与食物的关系有时候就是这么微妙，是当下人太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反而多了几分小心，少了风流洒脱。生命的物态当然是那些分子、微分子之间你来我往的转变，一旦有了时间作为考量，必然小心翼翼。可生命的意义又不在于虚耗光阴的长短，没有了洒脱豪迈或者放纵，眼界的边框恐怕也就是低头前行的亦步亦趋。
酱腌菜是中国食品的“万恶之源”。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类似的制作方法有太多不健康的成分，可是又实在摆脱不了那种酸甜咸混搭在一起的诱惑。以前的上海人做酱腌萝卜，不舍得放那么多调料，把萝卜装入一个放入少量调料的密封瓶里，时不时颠过去倒过来，麻烦是麻烦点，可萝卜片也能均匀浸到酱料。就这一点，便能看清沪上人群的精明仔细。重庆人是把酱腌萝卜当成开胃的零食，那是山城里少有的和麻辣没有关系的食品。而且重庆的腌萝卜只用樱子萝卜，萝卜一般都是做条和丝两种，在火锅盛宴之前出现，堪比西餐里的开胃菜。北方的酱腌萝卜没有太多的酸甜口味，基本就是咸，制作手法简单，也配得上北方人的性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街头巷尾多了个亚硝酸盐的名词，唬人是挺唬人的，可断不了大家的念想。
还有一种食品，非但对人有不小的伤害，还间接造成了文化上的争论，那就是“腊味”。究竟是“腊月制作的食品称为腊味”还是“制作腊味的时节称为腊月”？这又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死循环问题。“腊味”同酱腌菜一样，都是中国传统美食中永恒不变的关于“盐”的争论：多盐少盐，增咸祛咸，冠冕堂皇的结论似乎已经厘定，可就事论事的妥协，不免还要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持续上演。不过，腊味本身有着很强的兼容性和适应性，能够从容扮演一餐中的任何角色，无论是作为正餐开始前的下酒菜、给其他食材增添风味的辅料还是最终镇场的主菜，都能绽放出夺目的魅力。
过去与现在，农耕与工业，时代变迁带来的口味上的争论还有很多很多，譬如烧烤、高汤、麻辣烫。似乎科学循着自己本身的寡淡性子非要把灶台之间的故事变得索然无味，可如果生活也变得按照公式与数量去恒定，幸福与情趣又从何谈起？当然这也是刚刚人到中年的我大言不惭的论断，也许几年之后，我把命看得比什么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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