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全球城市”框架下理解我们的时代和城市
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作者格莱泽看来，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21世纪也被普遍认为是城市的世纪。城市已经成为理解人类当下和未来文明的关键所在，相应地，城市研究正日渐显现蔚然大观的蓬勃景象。随着《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的正式获批和公布，“卓越的全球城市”这一城市愿景逐渐广为人知，成为舆论和研究的高频热词。 但与之不协调的是，对“全球城市”本身的研究还略显薄弱，热度有余、深度不足，直接导致很多场景下，“卓越的全球城市”被误读为“卓越城市”或“全球卓越城市”。
在这一背景下，由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周振华研究员最新著作——《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就显得尤为必要。如果说作者于2008年推出的《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一书，是国内全面引入和系统研究全球城市的开创之作的话，那么，时隔近十年之后的这部著作，则是作者敏锐意识到国内外全球城市动态演化方面的研究尚不成熟后的独创性探索，阐明了全球城市演化的基本原理，将全球城市的研究从静态比较层次提升到演化分析的高度，从而为全球城市战略研究构建了动态演化框架。这是中国学者和国外全球城市研究前沿的直接对话，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理解全球城市：一种特殊的城市形态
什么是全球城市？对任何一个概念，不同学者和流派往往都有不同界定，背后则是各异的视角和维度。全球城市概念的界定，直接影响着后续对全球城市演化理论框架的构建。
（一）城市在现代全球化进程中的兴起
对于全球城市这一概念，作者并不急于先入为主的抛出、开宗明义的界定，而是紧扣该领域所有研究者的最大公约数——“全球化”，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跨国公司驱动的现代全球化进程，也即全球价值链革命引发的新全球化。与延续数百年的早期全球化相比，现代全球化并不是由国家直接组织，在新的跨国界的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成为非政治的跨国流动连接的主要载体。比如，提及金融，首先想到的多是纽约而非美国；谈到生物医药产业则是波士顿。在论述全球化带来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从而形成全球一体化组织的同时，作者阐述了信息化的重要性，通信革命和信息技术重构了时空关系，在传统“地点空间”的基础上形成了“流动空间”这一新的空间维度。全球因此全面、深度连接，形成世界城市网络，被卷入全球化的城市成为其中的一个个节点（作者称之为“全球化城市”），而全球城市则是主要节点，扮演全球资源要素流动的通道和枢纽角色。上世纪7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等城市逐渐发展为公认的全球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甚至超越民族国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撒森（Sassen）在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一书中，率先系统提出了全球城市概念。
（二）何为全球城市？
作者基于功能—关系主义方法，融合描述性和分析性两种概念类型，对全球城市进行了基本内涵界定，给出了分析性定义，点明了主要特征。
作者在抽象层面把全球城市的基本内涵归纳为五个方面，构建了全球城市范式：
第一，全球城市寓于世界城市网络之中，其基本属性是基于流动的联结。正如泰勒（Taylor）所言，没有连接，全球城市的概念就没有意义。
第二，全球城市是网络空间组织的关键节点或基本节点，具有明显的“地点—流动”空间的过程统一性。全球城市本质上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实体（功能）的又是流动（关系）的。
第三，全球城市的关键功能，在于把不同地理尺度的经济活动连接到世界经济中去，实现全球资源流动和合理配置，发挥着跨境经济活动治理中心的作用。
第四，全球城市呈现多层次的空间权力关系，在城市周边、所在国家和全球等多尺度连接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影响。
第五，全球城市在全球事务中产生的重大影响力与作用力，随其在世界网络中发生连接的重要性而动态变化。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全球城市下了一个分析性定义：全球城市是基于世界网络联结和“地点—流动”空间过程统一性，具有多层次空间权力关系，在多尺度连接中实现全球资源要素流动与配置，并随其联结重要性程度动态发挥影响力与作用力的基本节点城市。
与一般城市相比，基于上述范式，全球城市的特征体现为五大方面：
一是不成比例的流量规模。在全球城市的广泛联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它们之间交流什么，而不是它们那里拥有什么，全球城市通常具有最大规模的物流、人流、资金流、服务流、现金流和技术流等。
二是协同作用的网络化平台。既包括海量、泛在、快捷、便利的信息交流与整合平台，高效、透明、规范的产品与要素交易平台，也包括配套齐全的评估、咨询、策划、广告、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平台，还包括便捷、通达的产品与要素移动物理平台，如交通枢纽等。这些平台本身构成一个基于协同的功能结构。
三是高度集聚的全球功能性机构。全球功能性机构是在网络化平台上操作并实现大规模流量的主要行动者，从而是全球城市在全球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核心力量。这些机构不仅是操控全球商品链的跨国公司总部，也包括庞大的“生产者服务综合体。”这些机构所具有的控制、协调、引领功能，及其相互依赖和交互作用，赋予全球城市全球资源配置的独特功能。
四是盛行“全球村”的标准交互作用模式。这种标准交互作用模式，意味着必须遵循国际通用惯例，按照多边、双边或区域、跨区域投资贸易协定的标准处理事务，否则全球功能性机构无法顺利开展全球运营活动。
五是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全球引领示范。全球城市在广泛联结中，不仅经济活动活跃，而且经济与社会、文化互动程度高，也是信息、娱乐及其他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中心。同时，广泛交流能不断激发创新力量，并凭借综合、系统集成优势，容易形成创新集群及迅速的创新扩散，从而成为引领全球创新思想、创意行为、创业模式的主要策源地。
（三）启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城市是一种新的特殊城市形态，是全球化与信息化交互作用下的特定产物。由此，可以正本清源，厘清“卓越的全球城市”与“卓越城市”或“全球卓越城市”之间的差别。“卓越城市”抽离了现代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网络的背景，适用于评价任何时代的优秀城市，因此无法清晰指向上海未来力求实现的宏大愿景，甚至以之来形容当前的上海也不为过。“全球卓越城市”直观反映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优秀城市，“全球”二字更多是范围概念，“卓越的全球城市”自然是“全球卓越城市”，但“全球卓越城市”未必是全球城市，一些全球化城市的某个领域也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卓越水平。事实上，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城市”四字不可分割，“卓越的全球城市”，简单地说，体现了上海力图跻身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等顶尖全球城市行列的雄心。
更进一步说，全球城市这一概念并不是对所有城市普遍适用，也不是已经或正在演绎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般城市主题。也就是说，全球化城市即卷入全球化进程的一般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处于普通节点地位，这类城市的数量非常庞大，而且仍会增加，但只有一部分甚至很小比例城市能够成长为全球城市，攀升到城市网络顶端的城市则更是少之又少。这是现实，更是规律。
基于关系网络的全球城市概念，也暗含着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城市网络内，合作将是主流，基于合作的竞争或者非零和博弈，是城际关系的关键所在，否则网络将趋于瓦解崩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城市研究的视野内，城市的本质是集聚，集聚是理解城市的一把金钥匙。但在全球城市时代，缺乏连接能力和特性的集聚将无法真正推动城市提升其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规模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对集聚和规模进行重新审视。
二、全球城市的演化：一个系统性分析
作者在讨论全球城市概念时，高度关注全球城市内在的动态性和过程性，避免从静态、平面的角度切入。而回顾既有文献，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聚焦于既定（已经形成）的全球城市上，探讨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所具备的主要功能及其通过什么样的运作方式而得以发挥等内容，而对“一个城市是怎样成为全球城市的”，即全球城市的动态演化这一议题则着墨甚少。鉴于全球化进程仍在持续、上海等中国大城市正在快速发展，全球城市缺乏动态演化框架和演化理论支撑的薄弱环节亟需填补。这是本书的旨趣所在，也是作者对全球城市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
为了构建全球城市演化理论框架，作者首先回归到哲学层面的本体论，确立理论假定，然后抽象出演化的核心范畴，再从核心范畴演绎出关键概念。这一过程奠定了作者全球城市演化理论大厦的基石，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全球城市范式化框架。在此基础上，构建全球城市演化基本框架，路径是先识别和筛选演化的主要变量，阐述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变量的组合和作用揭示全球城市演化的基本逻辑，分析演化的不同类型；紧接着探讨城际网络关系对城市形态和空间扩展的影响。通过这些工作，作者成功构建了令人信服的全球城市演化理论框架，既能对现有全球城市开展有解释力的分析，也能合理预测全球城市的演化走向，以及新全球城市的崛起可能。
（一）全球城市演化的理论基石：“有机体”假定与“联结”范畴
全球城市不是平地惊雷，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特殊形态，即动态演化的产物，也在城市持续不息的变迁中继续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静态和机械角度理解全球城市是片面和不科学的，且城市本身就是动态经济体。作者清晰指出，不能沿袭传统的机械论式的本体论假定，而应把城市视为一种具有反射能力和内在能动性的生命有机体。按照生命有机体的本体论假定，城市作为具有心智的系统，其演化必然是对环境的能动性回应。城市系统向全球城市演化，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及强大的现实基础是必要条件，同时必须将基于知识（城市心智）的新奇行为创生（指新知识创造、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作为充分条件。
在“有机体”本体论假定中，信息与能量是城市系统的基本要素，而信息流动与能量交换的关键在于联结（“联结”一词更多是哲学层面的规定，作者在书中与“连接”交叉使用，主要意思相同），联结是城市“有机体”存在及其演化的最基本要求。在所有动态城市的研究中，联结均为一个重要范畴。作者尤其提出，对于全球城市来说，联结更应成为一个核心范畴。所谓联结，是一种城市之间持续性联系和相对稳定态交互的流动关系。作者认为，联结具有二重性，既包括可感的能源、原材料、资金、技术、人员等实在流动的联结，也包括战略规划、项目策划、订单合约、各种指令、任务分配、沟通协调、咨询服务、结算清算等心智流动的联结，而心智流动的联结则发挥支配、操控和引导实在流动的作用。全球城市的联结，其核心是心智流动的联结，集中体现为功能联结。
作者进而指出，城市联结不是凭空显现，而是存在于相应的空间之中，并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作者分析了对动态演化至关重要的两组联结空间类型：本地和非本地、地点与流动。城市发展之初，更多的是本地关系拓展，但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本地关系形成，全球城市更是以占主导地位的非本地关系为重要特征。但全球城市仍处于一定区域之中、特定国家边界范围内，本地关系不可能也无法消失，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矛盾体，而是互相本构、彼此加强的过程。全球城市是流动关系的空间载体，网络流动日益信息化和非物质化，逐渐脱离地方空间，但同时又日益依赖物理基础设施，流动在逻辑上也必须有一个起点和终点，因此这两者呈现相互交织的关系。
基于联结范畴，城市广泛地彼此联结，必然会走向复合联锁网络，形成世界城市网络。作者指出，凡是驱动资源要素全球性流动的机构（行动者）都可以成为网络的制造者，资源要素的全球性流动是世界城市网络关系形成的内在动力。世界城市网络是由物理性和非物理性关系所构成，前者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及其物质产品、资源等载体流动的网络，后者包括交易、交流、组织等社会网络。作者进而认为，在全球化、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等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吸引全球功能性机构集聚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心智，比如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因此，本质上是城市心智的交互流动联锁了城市之间的网络。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每个节点位置，由其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所决定。通常只有少数城市能够保持全球关系或发展广泛网络，居于真正的、特有的基本或主要节点位置，即全球城市，大多数城市只是网络中的一般节点或次要节点。作者分析认为，节点之间，不论其主次、大小，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主导—从属”等级关系的相互依赖的平等关系，但节点之间依据其位置强度差异化，具有分层倾向，因此世界城市网络是一种混合形式的网络组织。
（二）全球城市演化的基本逻辑
作者着力抽象提炼出全球城市动态演化的基本逻辑，虽未在书中明确点出，但这一逻辑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或者不太准确地说，由大小两个逻辑构成：一个是全球城市演化宏观逻辑，回答了“全球城市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是全球城市演化的核心逻辑；另一个是全球城市演化微观或个体化逻辑，旨在解释“一个城市如何成为全球城市”。必须说明的是，这两个层面或子逻辑划分，只是本文此处为了论述方便而进行的，实际无法截然分开，后者必须在前者的延伸下才能成立，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全球城市演化逻辑体系。
全球城市演化逻辑关系图
作者从世界层面提出了全球城市演化的五个主要影响因子：全球化进程、信息化浪潮、经济长周期及经济变革、世界城市化、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形成了宏观全球城市演化的基本逻辑。
在这五个因子中，全球化进程是最主要的决定性影响因子。全球化不仅构成全球城市兴起与发展的特定背景，而且也是推动其发展的基本动力。信息化浪潮更多是在与全球化浪潮交互作用中对全球城市演化起重大作用。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互作用过程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重要性日益凸显有其必然性。一方面，交互作用导致大量经济活动分散化和信息扩散，并不断增强全球与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形成不断一体化的基于信息流动的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另一方面，对高度分散化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与协调的需要，导致全球化现象在地域的集结，并使其成为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的空间载体，在全球经济中展现其重要地位。显然，城市，特别是在区位上具有独特优势的大城市，无疑是这种空间载体的最佳选择，于是催生了全球城市这种特殊的城市型态，成为这一世界网络的基本节点。经济长周期及经济变革构成了全球城市演化的宏观背景，直接影响着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速度的快慢与交互作用程度的大小。对全球城市演化而言，经济长周期及经济变革不是独立自变量，而是通过影响全球化与信息化间接产生作用。全球城市系从城市发展中演化而来，不是独立于其他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存在，而世界城市化进程既推动了城市本身发展，也促进了世界城市体系的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城市化对全球城市演化有一定的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则解释了世界范围内全球城市更有可能在哪里产生，影响着全球城市的地域性。
在理解全球城市为什么和如何产生之后，对于特定国家的特定城市而言，更重要的关注点是个体全球城市的演化，即为何一些国家有全球城市崛起，一些城市演化为全球城市，而另外一些国家和城市却没有。这便涉及到国家层面和城市自身层面的影响因子。作者将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对外开放度、国家宏观经济安排、基于制度安排的国内空间格局、国家倾斜化支持、文化和语言等六方面视作国家层面影响因子，城市自身层面则体现为城市规模、城市实力、基础设施、城市基因，以及城市首位度等五个方面。
国家层面的影响因子，实际上反映了一国引领或融入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条件如何，以及这些条件将对本国全球城市的演化产生何种影响。城市层面的内生变量，则反映一个城市对全球化与信息化反应和适应性的基础如何，以及这些基础能否支撑其向全球城市演化及其发展到什么程度。作者特别指出，两者作为全球城市宏观演化逻辑的具体延伸，都是围绕全球化与信息化这两个主要自变量展开的。
（三）全球城市演化的表现特征
作者点出了全球城市演化的三大表现特征：
一是全球网络关系的深度扩展。这种扩展，直观地取决于全球城市所维持的外部联结数量和强度的增强，作者同时指出，还取决于那些与其连接的城市所维持的外部联结的数量和强度的增强。
二是基于多重网络的复合功能拓展。作者注意到，在早期全球城市命令、控制、协调功能的基础上，全球城市将有更多的复合功能拓展，比如基于全球知识链网络而衍生出的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即引领功能。
三是内在化心智的不断提高和增强。作者认为，在网络节点地位变化的背后，全球城市内各类参与者之间会出现标准交互作用模式，推动内部知识基础的改变，形成新的知识（思想）内涵。
（四）全球城市演化的类型
尽管存在基本逻辑或者说客观规律，但在不同变量约束条件下，全球城市演化过程呈现出类型的多样性，作者尝试了从多个角度来阐述全球城市演化的不同类型。
从节点属性来看，基于节点的规模和类别，可以分为全球综合性城市、全球专业性城市、区域综合性城市和区域专业性城市。作者指出，一般来说，从专业性上升为综合性的难度较大，因为后者发展的累积时间更长；从区域性上升为全球性的可能性概率较小，因为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全球化中心的转移。
从连接功能来看，基于地点尺度和流动尺度，可以分为能级递减四大组类：高战略性与高中心度、高战略性与低中心度、低战略性与高中心度、低战略性与低中心度。作者举例分析，纽约和伦敦是典型的第一组类，即作为高度战略性的地方，又在网络中处于高中心度地位；香港是典型的第三组类，虽然总部功能不足，但连通性较为发达，因其主要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通道。
从关联结构来看，基于中心地位和权力地位，也可以分为四类：高中心高权力，作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全球化的主要前哨站；高中心低权力，通常是以枢纽角色为特征的全球城市，具有通过网络流动的要素集聚和扩散的结构性因素，支撑创新和投资活动；低中心高权力，通常是以门户（通道）作用为特征的全球城市，通过代理和协调其他城市进入网络其余部分的能力获得影响力；低中心低权力，则是能级最低一类。
作为一种分析方式，不同的分类，无疑能增进对事物本质的更深一步理解。比如，近期网络媒体上沸沸扬扬的上海与深圳和杭州等城市的比较，以及唱衰上海的论调，如果置于全球城市框架下理解，借助上述演化类型的分类开展分析，可能会有更加客观的结论和更为深刻的认知。
（五）全球城市演化的形态
演化形态也是全球城市演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世界城市网络的规模扩展，以及相互关联趋于更加集约化，推动了全球城市随之动态变化，呈现出作者所提出的网络城市发展、联体城市发展、“小集团化”等演化形态趋势。
随着世界城市网络关联的集约化，网络节点密度增大，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频繁，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从规模和区域的优势，转为基于网络的状态，减少了对地点和区位等空间因素的依赖。这个重要变化让过去无关紧要的中小城市获得和强化了网络连接性，通过与网络关键交叉点的连接而获得有影响力的位置。这一方面为全球城市提供了空间扩展的可能性，使得全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关系呈现本地关系与非本地关系交织的复合状态，形成全球城市区域甚至超级城市区域。伦敦、纽约等全球城市均已同周边地区城市形成内在互动关系，寓于全球城市区域中。另一方面，这也为中小城市避免规模上的“先天不足”，融入全球网络成为全球化城市，乃至作为全球城市的新生力量创造了必要条件。这便是网络城市的发展。
联体城市则是指网络连接性非常接近，处于几乎相同的高水平、且又存在多样化网络的互补性，从而构成紧密关系或紧密连接核的两个或多个城市。比如伦敦和纽约之间，在城市竞争的背面，可以看到各有所长的特点，纽约的金融服务比伦敦更具有连接性，而伦敦的非金融服务有更多连接性；在非金融服务中，纽约的广告和咨询服务比伦敦更有连接性。这种多样化网络的互补性，构成了NY-LON的服务关系，形成伦敦—纽约二联体城市。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城市的增多，将会产生更多二联体或三联体城市。
作者注意到全球化空间覆盖并非均匀，网络节点的覆盖也相应并非均匀，城市之间网络连接趋向于地区性集中，全球城市呈现出“小集团化”地理分布。而全球生产链近岸布局、供应链缩短的趋势，将可能形成以基于区域性供应链控制端的全球城市为核心，以区域性全球城市为骨干构架，连接大量周边全球化城市的网络子集。
此外，作者发现跨国公司内部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已经从相对简单的统一尺度和垂直控制过程，演化为一个公司内部和公司间纵向与横向关系交织的复杂系统。考虑到功能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内部网络特性直接作用和决定了世界城市网络层次结构，世界城市网络也从“树形”层次结构逐渐转向各级城市之间更多的横向互动，互动的形式更为综合、复杂。从功能角度看，城市的服务、协调功能更加突出，而控制和指挥功能逐步淡化。而随着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兴起，总部城市的分布将区域分散化，世界城市网络将越来越水平化。从而，与过去世界城市网络层次结构比较“尖”的状态相比，世界城市网络结构将趋于纯化。但作者也指出，这并意味着层次结构已经是“平”的。
世界城市网络纯化趋势直接导致作为其基本节点的全球城市相应变化，全球城市的功能将从基于工具性权力向促进性权力转变，即从基于网络已存在的关系和连接，转向网络“运作”及网络本身建设，发挥“搭桥”、经纪作用。于是，全球城市更多发挥吸纳、调动和引导其他城市进入世界城市网络的作用，这是促进城市网络发展的“合作权力”，而不是“控制力”。这种合作权力表现为全球城市中密集开展的建立连接、中介联结的商务活动，从而超越了简单拥有公司总部或作为专业知识积累的储备来体现控制力的阶段。
除了功能的变化，世界城市网络纯化的趋势对全球城市的影响还表现在结构和数量层面。一方面，处于网络顶端的全球城市，特别是综合性全球城市数量不会有太多增加，新增的综合性全球城市将主要来新兴经济体而不是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处于世界城市网络中端的全球城市数量将大幅增加，增量来自于发达国家二线城市和新兴经济体城市。此外，网络中端全球城市的节点位置将相对上升，缩小与顶级全球城市的差距，从而淡化顶级城市的节点位置。
（六）全球城市的空间扩展
尽管全球城市内嵌于世界城市网络中，但全球城市的演化也必然反映在空间层面，并体现出基于功能的不同层次扩展，即全球城市过程、全球城市区域过程和巨型城市区域过程。
在全球城市过程中，会形成由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城构成的多中心、多核空间结构的网络城市。这改变了简单的中心—外围结构，是一个为适应全球城市日益扩张的网络化连接要求，基于其自身经济组织逻辑的全球城市空间性扩展过程。
全球城市空间性扩展趋势并没有因为边缘新中心的建立而停止，而是继续突破城市边界，进入全球城市区域为主导的过程，即全球城市与周边城市高度功能连接与集成，使全球城市区域成为全球化经济的空间节点。这不是简单的地域和区位邻近的城市组合，背后仍是经济全球化和功能网络化主导。作者指出，这种跨边界的区域形式会带来领土治理和功能治理之间的张力，尚缺乏有效的治理模式。
在全球城市区域基础上，全球城市空间扩展到更大的城市区域范围，形成巨型城市区域。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同样是全球连通性，作用机制仍然是基于跨国公司、先进生产者服务公司及其专业人士的区位和实践活动，连接地方进入一个流动的地理，导致更大区域范围的城市系统形成功能相互关联的发展。作者引用佛罗里达（Florida）的结论，巨型区域将取代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的真正引擎。作者尤其指出了功能连接性在其中的作用，认为城市之间只要有功能连接的发展，即使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和运行轨迹，也能形成巨型城市区域。同样，这也提出了跨行政边界的治理难题。
三、上海迈向全球城市：一座卓越城市的再出发
一座伟大的城市必然对未来有长远而深刻的思考。按照规划，到2020年，上海将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那么2020年之后，上海这座卓越城市如何继续走？作者周振华研究员在担任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时，组织策划并启动了“上海2050”研究，确立了基于全球城市演化的研究路径，为上海全市上下凝聚共识，以及相关规划制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支撑。本书中，作者在系统构建全球城市演化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把上海作为案例，全面分析了上海全球城市演化的宏观与微观变量，推演了演化可能性，勾勒了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等。
（一）何以可能？在不确定中把握确定性
依据生命有机体假定，演化是选择单位对环境的能动性回应，上海全球城市演化也离不开宏观环境的分析。作者从全球化前景、世界格局变革和中国崛起过程等三个角度，分别论述了上海全球城市演化的战略驱动力、战略机遇和战略支撑。生命有机体假定也认为，城市系统向全球城市演化，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及强大的现实基础是必要条件。基于这一观点，作者详细考察了上海的城市遗传信息和现实基础。
作者基于经济发展的长周期分析，明确提出，未来三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尚有深化空间，推进趋势不会轻易变化，这是主观意愿难以颠覆的客观进程。全球化进程将呈现全球化程度加深、领域拓展和构造复杂多样化等三方面特点。在全球化驱动下，全球城市群体数量将有所扩展，节点功能进一步提升，并具备更多样化特质。这个重大判断为上海迈向全球城市奠定了立论基础，提供了首要前提。
而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格局也正在并继续发生大的调整。从经济格局看，新兴经济体推动增长呈现多极化，世界经济重心也随之出现明显的东移态势；从城市格局看，世界城市化整体加速发展，千万人口以上的巨型城市不断涌现，城市空间也将重组，城市网络连接区域向亚太地区集中，分散游离的节点将更多整合为全球城市小集团；从世界体系角度看，新的世界秩序将形成，权力分散化和制衡化特征突出，全球治理体系将发生变革。
所在国参与全球化程度及其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构成全球城市演化的选择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三十年，中国预计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开启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国周期，中国城市将整体呈现集中爆炸式增长态势，全面协调的区域发展格局形成。国际经验表明，近代以来，当一个国家在开启属于自己的主导周期时，总是有一个全球主义取向的综合性全球城市出现，正如伦敦之于英国，纽约之于美国。因此可以说，上海全面迈向全球城市，背后一定是中国的崛起，换言之，上海演化为全球城市，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城市表达”。
在微观层面，作者考察了上海的近现代史轨迹，发现上海拥有两条重要的有助于全球城市演化的遗传信息：始终未变的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地位，以及基于开放性的全球化“天性”。同时，作者还把上海城市基因归纳为“交汇、融合、创新和明达”，这是一种特别适合作为全球城市演化的城市心智。此外，上海通过十余年来的创新转型发展，着力打造基础设施、产业体系、流量经济平台，集聚全球功能性机构，形成与高标准惯例接轨的营商环境，事实上初步搭建了全球城市的“四梁八柱”。
基于上述内外部变量，作者通过不确定中的相对确定性分析，综合评估了不同演化情景，认为上海在未来30年的后15年内，将有可能迈入世界城市网络的顶端，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而且，作者乐观地认为，中国将实现全球城市的群集崛起，上海、北京和香港有希望形成战略联动与相互支撑的“三合会城市”，全部步入世界城市网络连通性的第一阵营。
（二）上海全球城市的面相
上海真正演化为全球城市之后，它是什么样的目标定位？具备什么样的功能？空间表现如何？战略资源是什么？这都需要进一步回答，作者也给出了相应的分析解读。
关于目标定位，作者认为，就连通性覆盖范围和连接种类范围而言，上海应该成为全球主义取向的综合性全球城市；从位置战略性和网络流动性角度看，应成为高流动的战略性城市；从基于枢纽型的递归中心性与基于门户型的递归权力性位置组合角度看，应成为门户型的枢纽城市。在此基础上，作者提炼出“上海2050”全球城市演化的总体目标：卓越的全球城市。卓越的全球城市，其核心内涵是具有全球资源流动与配置的战略性功能。这一总体目标包含三个分目标：更具创新活力的繁荣之城、更为开放的联通之城、更富魅力的文明之城。
关于核心功能，作者认为主要体现为四大功能，即，全球价值链管控功能、全球财富管理功能、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全球文化融汇引领功能。这些功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基于上海现有城市功能的转换和演进，其具体内涵则会随时间变迁而动态调整。
关于空间扩展，作者分别从全球城市过程、全球城市区域过程、巨型城市区域过程三个层面做了阐述。在全球城市过程阶段，上海中心城区功能会向郊区延伸，形成具有足够持续性和非常大的内部互联的多中心、多核城市空间结构，新城和新市镇的培育将是关键。在全球城市区域过程阶段，网络关系跨越市域边界向周围邻近地区拓展，很可能演化为形态单中心（上海）与功能多中心相结合的区域空间结构，从中近期看，范围大致涵盖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嘉兴、绍兴、宁波、舟山等城市。在巨型城市区域过程阶段，上海全球城市空间向长三角地区更大范围扩展，即向长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演化，空间结构仍将是形态单中心和功能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与全球城市区域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涉及地域更广大，更主要的是巨型城市区域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城市系统，结合成一个更大的、单一的城市系统，其中存在着若干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共同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
无论什么城市，主体都是人。城市演化本质上是基于主体参与者的城市心智进化，因而人力资本是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强化专业劳动力的流动与集聚已经形成共识，但作者非常清醒地指出了人力资本的“二元结构”，即由“职位极化”带来的“劳动力极化”。除高端专业化人才外，全球城市的知识型全球功能性机构也离不开大量配套性服务人员，包括信息收集处理、办公文档管理等，以及社会服务人员，如餐饮、交通、快递、保姆等。
最后，作者也预见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影响演化全局的问题，比如，土地使用约束趋紧导致的空间拥挤将形成强烈的“挤出效应”，房地产过度依赖，社会极化与城市治理难题，以及生态环境压力等。
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作者成功构建了逻辑自洽而又富有解释力的全球城市演化理论框架，开创了全球城市演化研究的全新领域。一个好的理论总能激发更丰富的研究灵感。下一步，在笔者看来，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研究。
一是全球城市的治理机制。一方面，全球城市在民族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开展全球连接，国家系统的运行管理原则与遵循全球通行惯例之间会形成张力，如何科学协调，对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比如上海提出了新要求。更进一步而言，对追赶型国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国家如何在有效协调两者的基础上，采取特殊机制推动某个城市跻身全球城市之列。另一方面，全球城市在空间上呈现跨行政边界拓展趋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和巨型城市区域，构建满足边界内治理和功能治理要求的网络化新治理体制机制，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全球城市之间的关系。纽约、伦敦等城市已奠定了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关键核心节点地位，成为公认的顶尖全球城市。需要进一步厘清的是，一方面，既有的网络顶端的全球城市之间的关系情况，除了二联体城市等形式外，它们之间更复杂更细致的竞合机理是什么？另一方面，既有的顶尖全球城市与崛起中的卓越全球城市之间如何共存共进？
三是不同类型全球城市的演化路径。全球城市有综合性全球城市、区域性全球城市、专业性全球城市等不同类型，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全球城市的一般演化理论。那么，对于细分类型的全球城市，它们在一般原理的基础上，是否还有更为独特的演化机理？对于并非以综合性全球城市为目标的城市而言，它们如何构建自身的发展战略？
四是广义全球城市的演化。考虑到全球化以经济领域为发端，现阶段全球化也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因此作者主要基于狭义的全球城市进行内涵界定。但随着未来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全球城市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空间表达要求将越来越强烈，功能载体机构、网络连接将进一步复杂，这将对全球城市的运行机理和演化逻辑产生怎样的影响？
（作者系管理学博士，现任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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