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常河
卖煤球的来了，他的板车停在我的窗外。这是个又黑又瘦的中年男人，穿着和煤球一样黑的衣服。在初冬的早晨，他倚在背风的墙上，手抄在袖口，一声不吭，他在等着天亮。天亮了，我们学校的大门才打开，他才能拉着他装满了煤球的板车进来吆喝。
几乎每天，他都在微熹的晨光中准时出现在那里，隔着一堵不高的红砖围墙，就是我住的红砖小楼，正对着我的窗户。透过围墙上的花孔，我能看到他的身影。那一车煤球，就是他一家的营生。
我在城南教书，他在城南卖煤球。
城南，往往是一个城市的方位，也是居住的地方。当一个城市还在用南北西东这样的方位名词作为地名的时候，那一定意味着这座城市还在生长中，算不上今天被霓虹灯照亮了天空、被高楼大厦所膨胀的“现代化都市”。这么一想，城市的现代化，在接纳蜂拥而至的人口的同时，也让这座城市一点一滴失去个性，连原有的地理坐标也日趋模糊。再早一点的城市，都有着清晰的关防，横平竖直，一目了然，随便找个人问路，行人一指，东西路、南北路，杏花村就到了，酒肆就在路口，朋友的后花园那棵棠棣树就在围墙外开花了。
如今，随便走进一座城市，即便被告知东南西北，你走，不是误入楼群，就是被斑马线绊倒，站在城市的中心，如同站在巨大的深坑里，天又高又远，遥不可及，连乡音都听不到，谁能不惊慌失措。
但我曾经的城南，不仅是地理上的方位，还是一个确凿的名称。
我指的是郊区的城南乡。我所供职的学校就在那里。从市中心的四牌楼坐四路公交车，沿着徽州大道一路摇摇晃晃，穿过一片低矮的民房和民房后面的菜地，就到了城南。
最先到的地方叫卫岗，那是城南一带最热闹的所在，有一个不小的菜市场，菜市场里面是各种摊位，外面是早起的菜农挑着担子蹲在地上卖刚从菜地里摘下的新鲜蔬菜，刚采出来淤泥还没洗干净的藕，以及刚从河里捕捞上来体型大小不一的鱼虾。最醒目的，是立在路边的影院，坐东朝西，门头上是张凯帆老先生题写的“城南影剧院”。
影院对面的，隔一条马路，是几个铁匠铺，火炉和铁砧板都摆在阔大的梧桐树下，只要不下雨，炉火熊熊地燃烧，大小铁锥叮叮当当地敲。在那里，花不多的钱，你尽可以买到菜刀、剪刀、镰刀、火钳、铁锨……学校分给我一套小房子的时候，装修公司嫌小，不愿接活，我从那里买来一把瓦刀，一个抹灰板，用了两天的时间，自己把厨房和卫生间贴了瓷砖。
再往前，两边索性连房屋都没有，蔓延开去的是稻田和菜地，远远地，有零星的村落坐落在菜地里，像田野里浮动的船。
等再有建筑出现的时候，就是我所供职的学校，和学校对面的化机厂。
我一直觉得，让一所学校和一个工厂开在对面是一个错误，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难免会有火星碰撞的一天。事实上，那些日子，学生和工人之间的冲突就像卫岗铁匠铺的铁砧，你一锤，我一锤，不知道什么时候，战争就爆发了。
化机厂的年轻人经常去学校打篮球踢足球，都是身体冲撞的运动，保不齐会有语言的纠葛，继而发展为身体的冲突。先是学生们一拥而上，把工人赶出校门，再接着是某个学生外出的时候，遭到工人的袭击。
这样的事从未断过。我在学校的行政部门，协助学生处和保卫处处理这类纠纷占了大量的时间。曾经有一个学生，打篮球的特招生，在球场和工人冲突时，一板砖把其中最壮的青工脑袋砸出一条裂缝。
青工到城南医院缝了几针，头上缠着纱布，带着一群工人要找那个学生算账。拦住并劝返他们后，我带着那个学生去工厂，找到青工道歉。
谁都没想到，本来怒目相对的两个人，几句话之后，竟然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接下来的场景是：当天晚上，厂门口的小饭馆里，头缠纱布的青工带着一群小兄弟，和那个学生推杯换盏。喝到酣畅时分，两人勾肩搭背，一口一个兄弟，颇有点阔别重逢的感觉。
之后，那个学生就成了城南一带的“老大”，一直到他毕业，附近几个学校的老乡遇到什么事，找他，没有他摆不平的。遇到最硬的茬，他到化机厂转一圈，那个青工带着一帮小弟兄往他身后一站，立刻海晏河清，干戈化为玉帛。
化机厂旁边，有一个小店面，出租录像带。小老板就是化机厂工人家属，20多岁，我忘了他的名字。九十年代，录像机还是稀缺产品，我一个在深圳工作的同学帮我买了一台寄过来，又是一个人住在合肥，长夜漫漫无从打发，于是，租带子就成了每天的功课。
下了班，把看过的录像带交给老板，然后在几排货架间挑选新的带子。那时候，录像带取的名字都很有诱惑力，封面带着不可言说的暧昧。拿回家一看，往往大呼上当，于是免不了向老板抱怨几句，小老板立刻换上笑脸，向客人推荐“内容绝对过瘾”的带子，如果还不满意，他会少收你几毛钱或者干脆那一盘带子免费。
一来二去，就和小老板熟稔起来。再去，等我挑好带子登记时，他常常从桌子底下拿出一盘没有封面的带子，一脸坏笑地说：“这盘你拿去看，千万别外传哦。”
有一天傍晚，小老板拎着一个编织袋找到我家，说市面上正在进行扫黄打非，他的这些带子放在店里不安全，想放我家里寄存，等风头过去他再来取。
拉上窗帘，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小，整整一夜，我看了20多盘，遇到情节细节大体相同的，快进着看。忍不住要上厕所的时候，一开门，竟然红日东升，对着镜子一看，双眼已经红肿，神情甚为憔悴。
小老板取走他的带子后，整整一个月，我都没打开录像机，偶有哪个同事说起录像带，我立刻条件反射地产生呕吐感。
市场经济渐渐放开，化机厂的效益越来越差，很多青工纷纷辞职去做各种生意，厂门口再没有了一群年轻人啸聚的场面，一度热闹纷攘的工厂像霜降后的梧桐树，树叶凋零。
那个小老板也收起录像带，卖起了彩票。
几个学生找到我，说打听到城南电影院可以承包给个人，他们想出了一条勤工助学的路子：放电影。他们说，已经和电影院方面谈妥，只要能从电影公司拿到电影，就可以干了。
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全国电影评论征文，先是市里评比获得一等奖，再拿到省里评比获得二等奖，最后送到全国参评，又获得三等奖。在省里举办的颁奖会上，有幸认识了省电影公司的几位影评老师，其中一位姓应，似乎还是电影公司的领导。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带着几个学生找到位于安庆路的电影公司，一个门一个门地问，还真找到了应老师，更幸运的是，应老师居然还记得我。
排档拿影片的事自然水到渠成。
周六一上午，几个学生拎着浆糊桶，携着海报，在城南一带醒目的地方，到处贴海报，主要是周边的中专学校，当然，连铁匠铺门口都不放过。
提前吃过晚饭，我带着学生出现在影院的售票窗内，看着窗外黑压压的人群，心里抑制不住的窃喜。学生们的分工有条不紊，有卖票的，有检票的，还有学生打着手电筒引导观众入座。后来证明，那批和我一起放电影的同学都成了各个单位的骨干，或者在经商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我是不需要亲自卖票的，我像个志得意满的老板，坐在售票房内的椅子上抽烟，得意地打量着伸进售票窗内的手和手上举着的钞票。遇到熟人或同事，立刻吆喝：“给他一张票，算我头上。”
放完电影，回到我家，几个学生已经把卖票的钱叠得整整齐齐，扣除影院租金和影片使用费，竟然挣了200多块。要知道，我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只有114块。
那晚，我带着学生跑到客车厂对面的一个小饭馆，搬来机箱啤酒，让大家放开肚皮喝。喝酒前，给每个学生分了几十块钱，大伙脸上都洋溢着红彤彤的笑容，跳跃着呼叫，一定要把放电影进行下去。
可惜好景不长，放了一个多月，每个周末放一场，加起来才放6场，就被影院方面单方面中止了承包协议，理由是上面不许把影院承包出去。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个托词，果然，城南影院每个周末还在放电影，出现在售票房里的，不再是我的学生，而是那个曾被学生打破头的青工。
再后来，电影没有人看了，城南影院就被分割开来，除了一个小录像厅之外，大部分被改成了台球室和溜冰场。有的时候，赫然看到影院门口拉着通红的横幅，各种羊毛衫羽绒服床上用品的打折展销会轮番上演。
每次经过城南影院，都会想起那一个多月的幸福生活。如果那个时候，就把经商持续下去，我会不会早成了身价不菲的老板或者企业家？
现在的城南乡，早已改了名字，叫卫岗居委会。路两边的农田和菜地，已经被鳞次栉比的商住楼和商场酒店所取代，城南影院缩在高大的楼盘间，一副破败颓废的样子，只留下一个叫“城南影院小区”的地方，隐约存留着一段记忆。只有卫岗菜市场还热闹依旧，只是少了在菜市场外摆地摊卖自己菜地里蔬菜的菜农，那些城管威严地吆喝驱赶，一来二去，路边摊就没有了。
和卖煤球的人一样，都该消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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