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那些隐秘的纠结 □马丽春
我在如我女儿般大小时，也在大学里讲过课，当过老师。可这个职业带给我更多的是紧张，每次要上课我都如临大敌。说起来都好笑，我记不住任何一个学生，学生肯定也不会记得我这个老师。因为我上的课很少。没有等我成长为一个教授，练就滔滔口才，我就离开了病房和讲台。
女儿大头马去年第一本小说出版时，在合肥保罗口袋做了一场新书会。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她没有睡好觉就被我催着起床。她是个夜猫子。这是她变成职业写作者后养成的坏习惯。起来后她说她要写一个发言稿。这边还有人不断上门来打搅她写东西，她一会儿还要去出入境管理局办个港澳通行证的续签手续。时间都预定好了的。看着时间实在紧张，我也不断在催促她。就在这忙乱不堪的状态下去做新书会，我替她不无担心。以我的经验，搞砸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现场来了好几位作家，都是熟悉的朋友，他们来捧场也来看看这个小姑娘到底何德何能。再加上保罗口袋的口碑，现场来了不少人，座无虚席。大头马上台了，从容淡定，幽默诙谐，嬉皮伶俐，现场表现可以打个九十九分，比我做过的很多嘉宾都强。我不得不佩服她。
我在她这个年龄时，有一个硕士文凭，进了一个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我报到的单位是医学院，可人事部门告诉我，学校里老师太多了，还是去附属医院当医生吧。于是我老老实实去了医院再报到。这便成了光荣的医生。
医学院的临床课，通常都由附属医院的医生来上。我在肿瘤科时，医学院的肿瘤课便由我们科的医生来承担。我是女的，便被安排上妇科肿瘤。其实我也是个幼稚的医生，虽然顶着一个研究生的头衔。那时候的研究生还很少，含金量颇有一些。我进那家医院时，据说女研究生就我一个。再加上我在传达室会经常收到稿费单和样报样刊，这在医院里也便有些引人瞩目。既然是研究生，上个课原本也是没问题的。在这之前，我还上过另一门课，叫中医食疗学。这个课的教材我还参与了编写。那个主编姓高，非常欣赏我。这门课，就我们俩搞定了。在这之前，我业余研究食疗、药膳与养生，这类的书我当时积累的要超过医学院的图书馆。还参与了卫生部《中医大辞典》的修订，一百个食疗条目便是我编写的。当然，所谓的研究，也就是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做些梳理而已。因此，占有资料是至关重要的。我据此写过很多文章，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算是在业内有点小名气。我在医学院里上这门课，算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好在我比张良勋先生要略好一些，他上第一堂课时，用课本遮住半个脸，两个腿直打哆嗦，二十几分钟后才敢把课本拿下来。这个未来的著名书法家，五十年后说出这个故事时，我听得激动万分。他长着一副英俊的脸，年轻时喜欢笑，常会笑个不停。艺校毕业后被分到师范学校去当老师，他紧张：“当着学生面，我笑怎么办？”而我上第一堂课前，紧张的是：“我声音发抖怎么办？说了上句忘了下句怎么办？”我就想啊想，怎么能让声音不发抖，怎么能不忘词？有什么技术吗？
后来每次上课，我心里都怦怦直跳。脑子里紧张地想，怎么能让声音不发抖，怎么能不忘词？
没有等到我克服紧张的毛病，我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病房离开了讲台。离开医院时，我上交了听诊器和白大褂。我兴奋地去报社当编辑记者。那里，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我再也不要一个人面对濒临绝境的一群病人，我不要面对眼泪汪汪面对面目全非的身体。
我当编辑有点小名气后，一个大学的校报编辑来信恳切地邀请我去给他们上堂课，给学生投稿点拨一二，我毫不犹豫地找借口拒绝了，似乎拒绝过不止一次。不是编辑无情，而是我这个编辑太怯场。
这个毛病深藏在心里，成了我极力想克服的一大难题。做了部门主任后，我们部通常也不开会，要开会必须有点仪式感，必须讲话啊，万一声音发抖岂不丢人现眼？所以我们部能不开会的尽量不开会。不是我们散漫，我们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不开会也能解决问题吧？我最瞧不起开长会的人，一讲话就把不住自己的嘴巴。所有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只有一个人在讲话。唱的是哪一出？独角戏呢。
有一年，一所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发出邀请，让我去给他们学生讲讲怎么写作怎么投稿。这又是让人紧张的事。本来想推掉的，但老是逃避也不是个事啊，还是面对它吧，坦坦荡荡去上一次课。
这堂课我做了不少准备。印象中声音没有发抖，讲得还算顺利。似乎还有学生举手提问的。这次终于有点小安慰，我也人到中年了。
我下决心直面这个问题时，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个时期我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我请了安徽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咨询专家，来报社接听心理热线。没有电话时，我和专家也会探讨一些病例。这个时期我开始痴迷写小说。我的小说写得故事性都很强，很好看。你看到四分之三，绝对猜不到我设计的结局。这是受我女儿一句话的启发。她说写小说一定要“出乎意料”，那时她还在上初中。于是我每个小说就按“出乎意料”来设计。审读过我小说的一个作家每次见到我，就为今天之我不写小说而遗憾。我的小说里透支了我很多当医生时的经验、素材和知识积累。
为解决隐疾，私底下我常找一个死党来练嘴。那时我们同住一个小区里，她也是个文学迷，散文写得非常好。我们俩的写作很有互补性。我喜欢看完一本好书或者碰到一个非常好的采访素材或者一个小说的好构思，我在跟她散步时会先说一遍。所以在她眼中我的口才并无问题。甚至说得上话语滔滔，学识渊博，思维缜密。这一阶段我经常有意识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合主动说话，练练嘴，我的毛病终于改掉了一些。
有一个后来当上副市长的人写过一本书，他原来就是一个不敢公开说话的人，只要一上台讲话他就死定了。他是个写材料的出身，写材料的不需要面对公众，可有一天他被逼上舞台被推到领导岗位上，他吓死了。怎么办呐？他花过不少冤枉钱偷偷治这号病。他治的是口吃症。一讲话就结巴。可是花了钱也没治好。他快绝望时，被下到乡镇当二把手。面对农民高谈阔论，他一下子不口吃了。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他不但治好了口吃症，还练就了一流的演说能力。后来竞聘厅干，他笔试面试均轻松胜出。
这本书是他本人寄我的，他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只记得他治口吃的经历。因为此类隐疾，我也不是没有。我面对大学生上课其实还不是最紧张的，毕竟是大学生，我怎么讲课他们都不会有意见。讲肿瘤也好，讲食疗也好，还是我的专业范畴。可有一次面对一群学者，一个小屋子里坐得满满的，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就我最年轻，突然主持人点名要我发言，这不是让我为难吗？那天我的声音开始是有点发抖的，后来总算镇定下来，对付过去。这是让我很丢人的一次。
一个月前，有人安排我去乡下讲一堂保健课，有两位即将毕业的中文系学生一路护送着我。这是时隔多年很正规的一次讲课。我以专家的身份讲养生，面对的是一群年龄不知、职业不详的人物。还好，这次讲课声音没有打鼓，也没有忘词，我东扯西拉一口水不喝一气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得好坏我不管，至少我挑战了我自己——这个毛病治好了吗？我也不知道。
半月前我去电台做节目。若在以往，我肯定拒绝掉了——可是何妨再考验一次自己呢？
一个小时的节目结束后，主持人给我打了一个100分。她说我表现的很好，比很多嘉宾都出色。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而大头马在半个月前的黄山书会上，在安徽图书城，她的两本新书和读者见了面，做她这一期新书会的主持人是我的沙龙老搭档刘政屏先生。我坐在第一排的位置上，看他们俩在台上对话。作协主席许辉先生的夫人董静女士也赶来旁听。巧合的是，曾经在她年少时发表过她文章的原《少年博览》总编辑莫幼群先生也来到现场，他曾经也是我的作者。这种场合，两代人，一起谈写作谈文学，他们台上话语滔滔，我在下面侧耳倾听，感觉人生一下子变得奇特起来。主持人问我要说话吗？我摇摇手，我最喜欢的是做一个倾听者。
人生中，总有一些纠结与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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