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 重教 创新 生生不息两块汉碑见证蜀地文脉延续

《裴君碑》碑文中“列备五都”字样，反映了两汉期间成都的重要地位

现藏于成都博物馆的裴君碑

现藏于成都博物馆的东汉蜀郡太守李君碑、裴君碑，出土于天府广场东御街。这两块石碑分别刻有800多字和1400多字，远远超过以往国内所发掘的汉代石碑雕刻的字数，填补了汉代极为匮乏的文献资料空白。西汉年间，蜀郡太守文翁在蜀地兴学，建立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并出任校长。东汉蜀郡太守李君、裴君的事迹由此续写传奇，石碑巍然，受人仰止。

文翁首创公立学校，从古代的“文学精舍讲堂”（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到近代的锦江书院（1701年）、现代的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学堂（1904年）直至今天的石室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达2160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源自蜀地的这一办学的创新理念实现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更令灿烂的天府文化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发展。

建立中国第一所公立学校

文翁办学理念开世界先河

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任教师”，那么，文翁的贡献就在于：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学校”，自己就是“第一任校长”。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也是让他名垂千古的决定。

文翁姓文，名党，字仲翁（一说翁仲），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文翁自幼好学，饱读诗书，尤精《春秋》。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5年左右），他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担负起治理蜀地的重任。到达蜀郡的文翁看到的，却是一个儒学空气非常稀薄之地，“蜀地僻陋，有蛮夷风”。这让这位“好仁爱教化”的儒学家决心改变这里的民风，促进蜀文化的转型。

思量再三，文翁决定从教育入手，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教学试点项目。他首先通过考察，从自己的属吏中选定十余人来当学员，由他亲自授课。经过短期的突击培训后，文翁又将他们送到京城长安，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为了减轻郡府的费用，他还买来刀、布等蜀地名产赏赐给学员，让他们转赠给博士作为他们的学费。数年之后，这些学员学成归来，他又根据各人的学习成绩安排相应的官职，其中有精英官至郡守、刺史者。

接下来，尝到甜头的文翁把这套经验全面实施——办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办学校。办学校首先要有校舍。文翁因陋就简，用成都最常见的石头垒起了石屋，名之曰“石室精舍”。因为讲堂全用石头建筑，故又称“石室”，史称“文翁石室”。文翁亲自兼任了学校的首任校长，还亲力亲为为学生授课。汉画像砖《传经讲学》上，一位儒者坐于榻上，六位学生席地跽坐，双手捧简，恭敬地听老师传经讲学。栩栩如生的画面让人不难遥想当年文翁教学的场景。

政府办学，向平民招生，“文翁石室”的创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学员不仅均享受“除更徭”的优惠，成绩优异者委以“郡县吏”。他在郡府处理政务时，常选一些学生在旁观摩学习，培养他们的经世致用之才。每次出巡所辖县，文翁都选品学兼优的学员同行。文翁在成都大办官学，很快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而汉武帝刘彻复制了文翁的做法，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了太学。文翁开创的地方官府办学模式被推广到全国，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儒学兴盛，文教大行。

文翁兴学让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通过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变成现实。当时，万里之外的古罗马帝国，还是以家庭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文翁兴学的创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了后世科举制和西党文官制的源头。

两座汉碑指路文翁石室

蜀地兴学延续两千余年

2010年，两座东汉石碑在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碑出土时保存状况完好，两碑的碑文铭刻字口清晰，分别记录了汉代裴君和李君的事迹，它们也因此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稍大“裴君碑”高2.61米、长1.24米，其碑阳及碑阴（即正反两面）共1400多字。小的“李君碑”高2.37米、长1.1米，刻有800多字。

这个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李裴二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为他们立碑？根据碑文记载，李裴二人都是汉代蜀郡的郡守。专家根据史料推断出李君即为东汉顺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李膺，134年被刻此德政纪功碑。在该碑被立起来10年后，裴君任蜀郡太守。

通过碑上的记载推论，两块碑虽为记载李、裴二人政绩的功德碑，但地理位置应处于当时的学校附近。专家推断，碑文上的石室字样很可能就是文翁石室（现为成都石室中学）。李裴二人为官成都时，距离文翁创办“文翁石室”已经过去了270多年，但文翁留下来的兴学精神，即使遭遇再大的波折也薪火相传。正因为李膺、裴君承续了这种精神，“修庠序”、重教化，人们才将他们铭刻于心的同时铭刻在石碑。

西汉晚期，成都一度成为首都长安之外最繁华的城市，盐、铁、铜、蜀锦、漆器等产品畅销各地，与洛阳、邯郸、临甾、宛齐名，并称“五都”。《裴君碑》碑文中恰巧有“巍巍大汉”“列备五都”等字句，正好反映了两汉期间成都的重要地位。

通览两座石碑，两人治蜀有一个共同的突出政绩：重视教育，振兴儒学。专家们在解读中发现，曾任蜀郡太守的李君，曾研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等“春秋三传”。此外，李君还曾让宾客将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三位四川文化史上著名人物的作品收集起来，避免失传。

重视教育成传统

蜀人办学创新历久弥新

著名学者流沙河说：“和都江堰一样，文翁兴学的功绩至今泽及后世。”可以说，他们二位奠定了成都历来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城市特色。文翁在蜀郡兴学，大大改变了蜀地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以至东汉史学家班固写《汉书》要大赞“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蜀学以蜀为名,以成都为中心,其影响范围广,超出了蜀地空间范围,具有全国性意义。文翁兴学,对于蜀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汉代成都文化兴盛,不仅表现为文翁兴学、地方教育发达,而且表现为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一批在全国有着重大影响的文学大家和学者相继涌现。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是汉赋的开拓者,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被称为文章冠绝天下,而且对后世也影响甚巨。汉代成都文学大师辈出,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

成都自西汉文翁首创地方学宫以来，重视教育即形成传统，历朝历代官员，莫不以兴建书院、弘扬国学为任职期间最为重要的政绩。中国的书院最早见于唐代，而成都自宋末以来，更是书院盛行。成都著名的书院就有少陵书院、大益书院、锦江书院、潜溪书院、子云书院、南轩书院、崇正书院、龙门书院、思贤书院、紫岩书院、太白书院等。在选址和名称上，书院大都以名贤遗址为之，如成都锦江书院系文翁石室故地。书院的规模，通常包括讲堂、藏书楼、宿舍，并有供奉圣哲和乡贤名宦的祭祀场所。

从两宋以来历经元明清三代，书院在培养人才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书院的昌盛，密切相关。到了清代，成都市有名的书院有锦江、潜溪、芙蓉、尊经等书院，尤以尊经书院培养出的人才对成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19世纪末的尊经书院创办《蜀学报》，大力提倡近代新式教育，著名学者廖平，“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辛亥革命的先烈彭家珍，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吴虞以及张澜、吴玉章等均为院中高材，奠定了近现代成都文化的根脉。

2000多年前文翁的创新，为天府文化的灿烂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选才、用才、施才的观念，至今焕发着活泼的生命力，教育已成为成都重要的竞争优势和靓丽的城市名片。从2013年起，成都被列为国家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实验区，率先建成全国唯一的覆盖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日制远程优质教育体系，10万余名民族地区、农村边远地区学生受益。新时代背景下，成都正秉承着文翁兴学的创新理念，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本报记者 李雪艳 图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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