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里的成都（5） 文翁建校兴学 令蜀学媲美齐鲁
□林赶秋（作家、青年学者）马千笑/手绘
在成都地区治水抗洪的古代英雄，李冰之前有蜀王鳖灵，李冰之后有蜀守文翁。他们三位都不是蜀人，却一脉相承，殚精竭虑，均为蜀地造福，千秋万世，惠民不止。民国时期灌县征收局局长陈耀升曾有联语云：“六字炳千秋，十四县民命食天，尽是此公赐予；万流归一汇，八百里青城沃野，都从太守得来。”这揄扬的虽是李冰，但文翁照样可以当之无愧。
穿湔江口 文翁之功
《华阳国志·蜀志》载：西汉“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说的就是文翁治水。其时代应该是“景帝末”（《汉书·循吏列传》）或“景、武间”（ 《汉书·地理志》），“孝文帝末年”显系常璩的误记。文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人，所以称他为“庐江文翁”，“江左风流美丈夫”周瑜是他的后辈老乡。
对文翁“穿湔江口”，可谓众口一词，毫无疑义。但是，对河流的起止走向却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穿湔江口指开蒲阳河；今都江堰市蒲阳镇会元桥头《会元桥序》碑文也直接说湔江即蒲阳河。一种意见认为：穿湔江口，即凿开三石洞口（灌县城内的三泊洞河），穿渠经蒲村，入于今蒲阳河、青白江。另一种意见认为：湔江又称外江，自灌县太平堤下鱼嘴与北条河（又名柏桥河）分水后向东北流，再折向东南流入彭县境内，与青白江相汇，灌溉灌县东部及彭县、新繁大片田地，这一带在汉代大部分属于繁县，故云“溉灌繁田”。再一种意见认为：湔江发源于湔堰（即都江堰），分流处有灌口山（今离堆），东经崇宁县、彭县、新繁县、新都县，至广汉县东南会于沱江。我们暂时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姑且并存于此，以待博雅君子有朝一日能拍板定案。
蜀好文雅 文翁之化
文翁最大的功绩是创办学校。《华阳国志·蜀志》载：“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孝武帝皆征入叔为博士。叔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官至侍中、扬州刺史。”秦代禁止私人办学，命民以吏为师，故称“学校陵夷”，私学废弛。西汉成都人富裕悠闲，为文华而不实，出口尖酸刻薄，故称“俗好文刻”。针对这些流弊，文翁先在成都城南修筑“石室”，用作课堂，里面供奉私学开创者孔子之像，还栽植有森森柏树，此举开了中国地方官办学校和后世“文庙”的先河。其次，经过严格考核，从郡县小吏中选拔机敏有才的十八人，送至京师长安请“博士”培训，除了研读儒家“七经”，还要学习律令。学成后归蜀任教，大大提高了蜀郡的师资水平。东汉始有“七经”的说法，西汉只称“五经”或“六经”。七经共有三种组合：一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为七经，二以《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为七经，三以《诗》《书》《仪礼》《周礼》《礼记》《易》《春秋》为七经。常璩此处追记为“七经”，大概是泛指当时学科之多，而蜀人求学又广泛而系统。
渐渐地，蜀中学风大盛起来，学生云集鱼贯，教育很快赶上了文教素来就很发达的齐鲁地区（今山东）。张宽，字叔文，又称张叔，乃是其间的佼佼者，他通晓天文、灾异之说，著有《春秋章句》，先被汉武帝征为博士，后官至侍中、扬州刺史。博士，最初是战国时所设学官之名。秦及汉初，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史事，为学术顾问官性质。汉武帝时，《易》《书》《诗》《礼》《春秋》五经皆设博士，带领弟子若干人。自汉武帝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与文帝、景帝时的博士制度又有差异。
综而言之，文翁在成都办校兴学，大大改变了蜀郡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毗邻的巴郡、汉中郡也跟着开始设立学校，发展当地文教。汉武帝对此十分赞赏，曾诏令全国各郡县纷纷予以仿效推广。读《汉书》文翁传可知，《蜀志》作“孝景帝”不确，也是常璩笔下的纰漏。
石室之焚毁与重建
《蜀志》后面又交代了文翁石室的命运：“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曰玉室，在城南。永初后，堂遇火，太守陈留高目矢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上文“目矢”为左右结构之一字，读音为shun。）
原来，石室又有“玉室”的美称。据《隶释》卷一《蜀郡太守高目矢修周公礼殿记》，东汉光武帝时，太守梓潼文君围绕石室又增造了官舍两百余间。安帝永初以后，突然遭遇火灾，精舍、讲堂、官舍一并化为灰炭，“独留文翁石室、庙门之两观”。换而言之，木构部分全被焚毁，石质部分岿然不倒。何为“两观”？《正统道藏》正一部《道书援神契·宫观》告诉我们：“城门之两旁高楼谓之观”。庙门之两观，大约就是今天还能见到的那种两两相对的“汉阙”。灵帝光和五年至献帝兴平元年，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人高目矢以太守的身份，在废墟旧址中修筑了“周公礼殿”，重建了相关场馆。至此，文翁石室及其配套建筑便正式形成“庙学合一”体制，既是教育机构，又为祭祀场所，传道、授业两不误。
有研究表明，文翁石室及其配套建筑内所祭祀的人物众多，有传说神圣盘古、伏羲、神农等，政治领袖禹、汤、文、武以至汉武、光武等，治世名臣李冰、文翁、诸葛亮等，学术闻人从仓颉、沮诵（相传为黄帝的左史，与仓颉共造文字）、老子、孔子、孔门弟子以逮郑玄、谯周、王肃、杜预等，既是历代贤君先圣名臣的渊薮，也是各朝学术文化以及地方文化之代表人物的荟萃。这一政统、道统、学统三结合体系的建立，较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形成的孔庙陪祀制度早了四百多年。石室礼殿自汉代建成后，经魏晋数朝的增饰、维护，雕塑及绘祀人物也续有增添，历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直至元、明，以其古朴的风格、精湛的壁画，深得文人雅士喜爱，一再被外地学宫效仿，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巨大作用，对中国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具有先导作用和典范性影响。石室礼殿最终毁于明代，到了清代又有所重建，为成都府学、锦江书院之所在。
“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大意是讲：后来的后来，益州官府把郡学升格改造为州学，蜀郡就在夷里桥南岸道东边另建了一所学校和一圈矮矮的女墙。南岸道的西边就是著名的“锦官”和“锦里”，欲闻其详，敬请关注《〈华阳国志〉里的成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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