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断其过往方能知其未来 读《合肥文物》有感
◆石松
合肥，古称庐州、庐阳等，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早在新石器时代，本地区就有古人类活动的遗迹存在，是一个非常适宜人类居住、生活和劳动的地方，也是中华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距今最早的肥西县古埂遗址 （6000年以上）和肥东店埠的南院遗址等考古发掘均给予了充分的证明。而文物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的、由人类创造或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遗存的总称，它是文明的产物及遗迹，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欣赏不同时代的文物，可以让我们跨越时空的局限，解读古人被湮没的文化信息。对于我们追寻今天自身文明之根源，从而缅怀过去、激励未来有着独特的作用。合肥市文物处从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万余件文物中，精选了150余件/套具有较高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藏品结集成册《合肥文物》一书，力图通过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来述说古城合肥的往事今生，寻找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规律。
合肥地区所藏可移动文物数目众多，其中不少是国内如本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 “石斧”和“黑陶俑头”等磨制石器和黒陶器，标志着本地区较早迈入了原始种植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时代，其历史之悠远直追中原黄河流域的文明；而大量商“父丁”爵和觚之酒具的出土，意味着在商周灿烂的青铜文明照耀下，本地区土著信仰崇拜与中原二里头文化相互影响，这从肥西大墩孜出土的单扉铜铃和弦纹斝（jia）可以略窥一斑，印证了中原文化、本土文化等多元文化在此地碰撞融合，孕育出本地区民众兼具南方的精明婉约和北方质朴豪放的特色，从而构建起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文化内涵和创新求变的文化精神。而西周窃曲纹鼎其足蹄上静静垂伏着的饕餮纹饰，彰显了殷商王权的日渐式微；西汉带盖朱雀纹玉卮（这是本地区巢湖出土的两件玉卮中之一种）的出土，让我们领略了汉代早期玉卮的独特之美和真实形态，这种名贵的酒器也是目前所见实用器中构思最为奇巧、典雅的玉卮。其采用透雕、浮雕技法雕琢的朱雀手柄，背靠外璧，既可作柄，又具装饰效果，是汉代形态最美、工艺最精的玉卮，也是本地区乃至江淮流域玉雕艺术成就的重要体现。而汉初金箍铜扣彩绘漆罐则造型新颖，线条流畅，腰部嵌有带状金箍一道，腰带上方嵌入的桃形玉片上刻有一只曲身卷尾的凤鸟，质地精美绝伦，是西汉早期漆器制作工艺水平的最高代表。而本地区出土的胡人献宝玉带銙、灰陶胡人立俑等器物，人物造型生动，高颧宽额、深目高鼻，身着汉服，反映出大唐王朝与西域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影响已从中原地区扩散到了本地区，这是对空前开放的浪漫帝国大唐盛世的最好诠注。还有存世仅有几枚的五代十国时期楚国马殷所铸的乾封泉宝（铜质，背文有“天”字），在本地区极为罕见地带有铭文的南宋金牌等出土文物，充分见证了古庐州在南北经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为研究合肥地区商贸关系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至于瓷器、玉器、砚台、墨锭等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日常用具在本地区出现，也间接说明了本地区不仅是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也是文化发达、底蕴厚重之地。如作为唐代歙砚代表作的箕形歙砚，造型精致，是追溯、研究歙砚早期制作工艺的珍贵实物；而从有确切纪年的宋代墓葬出土的北宋长方形抄手端砚，是研究当时砚材、砚形的珍贵实物。同时代歙州黄山张谷墨，为松烟制成，墨上有名款，系首次发现有史书记载，尺寸最大的宋代墨锭。北宋徽宗政和八年九华朱觐墨的出现，则为中国制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其中制墨名家款的出现弥足珍贵。还有那战国时期的龙形玉佩、楚郢爰金钣、隋丁护墓志，充满故事色彩的北宋定窑酱釉金彩壶、建窑兔毫瓷盏、宋绞胎瓷盂、元青花龙纹玉壶春瓶、太平天国良民牌等各种典型意义的代表性文物，均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本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黄山书社出版的《合肥文物》，是合肥市首次以文物图录的形式对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地介绍。依据本图录遴选文物的原则，一是地域特色；二是珍贵文物；三是类别多样。所选文物基本涵盖了本地区各个时代和各种类别的器物，从而阐述了在历史的星空里，每一件文物就是一个历史的坐标，一件器物，一幅图画，一方碑刻……其所勾绘的风貌和形象，皆为认识本地区的一个视角，还原的就是本地区历史的一片拼图。面对着沉默的文物，我们唯有断其过往，方能知其来者，追溯着本地区文化和族群的认同，探寻着先辈们筚路蓝缕开创新业的艰辛与曲折。该图录出版后，在第28届全国优秀美术图书评比中喜获 “金牛杯”银奖，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佐证了这150余件文物通过分属的不同坐标，阐述着各自不同的故事，最终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印象大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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