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屋漏者在宇下
□合肥汪言海
40年前，肥西县率先推行“包产到户”，是“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之一。我是最早到肥西调查、采访“包产到户”的记者。当时，为“包产到户”一事，全国上下争论激烈，但很多肥西人的介绍和认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身处基层，眼观天下，把问题看得很深很透，也为“包产到户”作出了最好的结论。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加以回忆。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一句话。1979年7月20日下午，肥西县山南区几百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在区委会礼堂听县委书记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动员报告。散会时，我发现多数人情绪很差，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气呼呼地用肥西话骂娘：“娘的×，增产还犯法？”我称其为划时代的“国骂”，这一骂，让人警醒。我注意到，这一骂，后来被很多历史资料所引用。
第二个是一个大队长的话。他叫赵其安，是山南公社馆北大队大队长。他说：“我们大队水利条件好，不易受旱。但一些老农说，从‘大呼隆\’起，就收不到过去那么多的粮食了。以后是年年吃回销。我常想啊，这么好的土地，干不出粮食，人没吃的，还要吃国家回销粮，真是问心有愧啊。听说我们国家还要吃进口粮，作为中国人，我感到脸上无光，难道这个办法（指包产到户）不比吃进口粮好？”
这一问，振聋发聩！赵其安的这一问，后来也被很多历史资料所引用。
第三个是一个老贫农的一席话。他是山南公社中心生产队老队长李宗胜，他说：“从前给地主打长工时，地主规定一个长工种地15亩，正常年景可收七千至八千斤粮食，阴历二月初二上工，十月初二下工。可是生产队呢？”他说，“一个劳力种三四亩庄稼却荒掉了，还是从大年初一直忙到年三十。真亏心啊，当队长不如去帮工，早上裤子一套，就得罪人。干活也不知有多难，牛桩上搁个帽子都是十分工。书本上说这是平均主义，我说这是尖头、滑头的人，不劳动的人，剥削苦干、苦累的老实人！要评工吗？谁来评？评工、评粪，一评就吵，最后，老实人也磨‘油\’了。你磨我也磨，大家一起磨洋工，捆在一起‘绑着穷\’。有一年午季，一人只分一斤麦；秋季一人只分180斤粮。磨了20多年，我算磨够了。现在包产到户好了，你不投机，我也不取巧，各干各的，那个‘评\’字也甩了！今年我家至少比去年多得2800斤粮，350元钱，还有忙有闲，自由自在！”
这位老贫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一大二公”体制下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的事实，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子，一句话，说出了皇帝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的真相。
第四个是一个小学校长的话。他叫解启祥，是花岗区的一位小学校长。我们俩是在花岗区旅社相识的。在闲聊中，他以自己的见闻介绍了他的看法，他说：“以前，几个社员干不了一个人的活。当时我想，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罢工，短则几天，长则十几天、几十天，资本家就损失不小了；可是，我们的农民磨洋工磨了20多年了，何时是个尽头呢？包产到户后，我觉得有希望了。我问一个社员劲头怎么这么大？他说，这庄稼都跟我一个姓了，干活劲头怎么不大？他还说，你放心，该我交给国家的，少一粒我打颗牙补上；不该我交的，谁想多占一粒也不行。我明白，农民那样拥护包产到户，无非是想找一个保护自己劳动权益的办法。”
这位小学校长，从另一个角度深刻解读了“一大二公”体制的弊端。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芮店公社的信用社会计，他叫解启春。在关于唯上与唯实问题的争论中，他发表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说：“政策是上头制定的，制定政策的人不一定全面了解下面的情况，而下面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又不能制定政策，只能服从上级。”他主张，上头要制定大的政策、大的原则，具体的生产形式，应允许多种多样。
这是一种高论啊！他说出了一个一般人不想说，也说不出的朴素道理，即应该怎样制定政策，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转眼40年过去了，很多事我都忘却，唯独这些人的话语，却不时地萦绕在我的心头。很幸运，我在调查中遇到了这么多高人，他们的话语，使我震撼，让我深思，给我探寻真相的力量。“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我在调查“包产到户”过程中得到的一个深刻感悟。你要寻找这些“草野”之民吗？请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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