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传承了老师的教育基因
时隔三十八年，我对母校无为一中的全部记忆都存放在那排青砖灰瓦的平房教室，如同我们对春天的记忆往往就是窗前那片生机盎然的绿，园中几株盛开的花。
无为一中八三届高中共有六个班，理科四个，文科两个，我当年在西边教室的文科五班。五班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车站，我在拥挤的站台上登上了出发的列车。尽管我是一中八三届文科一百多名应届生中唯一考上本科的人，平时考试也常在年级排名第一，但我始终认为不是因为我成绩好老师才对我偏爱，而是老师的期待、关注让我获得了持续进步的动力。
五班的老师在高中两年更换频繁，我并没感到教师更换对教学有什么影响，反而有一种得到众多园丁浇灌的幸运，无论是教几个月还是几学期，这些老师都是我成长路上的一盏盏明灯，给我方向，也给了我希望和力量，我比别人又多了几盏灯。那时高考前还有一个预考，预考要淘汰一半学生， 于是五、六两班合而为一，最后一个月是两个班老师轮流着给学生上课，我发现，六班教师配备有短板。
我刚上高一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陈新老师，一个典型的老派知识分子，因为文章厉害被调至宣传部工作。高一下学期李全富老师接任，李老师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分到一中工作时，带着师母和两个孩子，他们这一届大学生稀缺而珍贵，各方面都需要他们承担重任，他们对事业对家庭尤其恭谨勤勉。李老师是一个教育的人道主义者，他有一颗与学生共情的心，几年后，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当起了班主任。
和李老师一同分来的还有安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姚华老师，他是上海人，在芜湖谈了女朋友，毕业时芜湖留不下来，作为权宜之计先到无为工作，他没打算在一中长期呆下去，但他呆一天就有一天的热情和专注，教学认真，也很博学，在校园里总是满面春风。如张爱玲所说，到底是上海人，水土不服还是存在的。一学期后，接替姚华老师的是张朝阳老师，张老师是土生土长的无为人，备教批辅考一丝不苟，言行举止非常符合一个人民教师的标准，学校不用担心学生会被他带偏，我们也非常满意。不知为什么，到了高二，历史又换了陈修珑老师，陈老师骨子里有一种可贵的洒脱、自信，步履也与常人不一样。他讲的是活泼而有温度的历史，后来在《百家讲坛》听易中天讲历史，我发现和我们陈老师是一个套路，想着若是陈老师去讲，也必定能火。我上大学时，陈老师写了两封信让我带着，郑重托付他的大学同学和过去的学生关照我。至今念起他，仍觉得师者仁心，香远益清。
如果说，我在学高中历史时从来没有花时间死记硬背过，很多人会不相信，但好老师确实是让学生省心省力的，他们在课堂上讲深讲透了，我们也会同步建立起知识的架构，课后需要巩固的时间很少。古人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不贤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我的老师都是贤者。
我们也没有经历过“题海大战”，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题目可做，高考结束后，我把所有的试卷和练习整理起来，一个讲义夹就放下了，那些讲义都是学校教辅人员或老师自己一字一字刻出来的，薄薄的纸张，一不小心手上沾满油污，但含金量很高，每道题都是老师的精心选择。
胖胖的政治老师高光曙是个乐哈哈的人，高考前，为帮我们梳理出一些重点论述题绞尽脑汁，上课时经常摇着蒲扇，不紧不慢地说，昨天晚上乘凉时，我想了一道大题，现在请你们分析一下。老师一晚上都在想这一道题，这和今天的家长为孩子选择奶粉有什么区别？
我刚上高一时，数学是短板，但高考时数学接近满分，这主要归功于良师指导。高中两年，教过我们数学的先后有邱永昌、蒋作平、赵啸泉、吴曙刚四位老师，这些老师深厚的知识积淀和高超的专业素养决定了他们自身就是一门课程，他们就是数学的一部分。
一个教师如果有了足够的功力，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成为好方法。如今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部分教师的教育能力不足，各类教研活动基本都停留于教学方法的研究，而忽视了教师学科专业素质的提升，后者很难做，但这是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如同供水系统，没有源源不断的浩大水源，再漂亮再先进的铝合金钛合金水龙头也无济于事，滴滴嗒嗒只会乱了学生思绪。
处于成长阶段的高中生，人生观、价值观受老师的影响很大，而女学生在性情、气质的养成方面受女教师的影响又要更大一些。高中两年，教我们的有三位女教师。外语老师袁慧云和她的名字一样充满佛性，生活给她太多的艰辛和不易，但她隐忍、坚韧，带着眼角残留的泪痕就给我们上课、补课。好多年后，想起她纯朴、忧伤的面庞我都心疼不已，从她身上我学会了一个人如何化烦恼为菩提，如池塘中的莲花，在超脱中盛开。
我上高一时的地理老师是徐凤妹，那时她刚从牛埠中学调来，浑身散发着浓郁的乡野气息，她以扎实的教学功底和生动的课堂教学让学生热爱她、欣赏她，她让我明白，知识女性的魅力来自才华和品德。
徐凤妹老师之后教我们地理的是徐彩云老师，她和先生都是大学生，但由于出身农村，经济不宽裕，我们经常看到徐老师课余时间挑着粪桶种菜，或是坐在门口给家人做鞋，清贫的生活中她持守着一份乐观、平和、超然，只要面对学生，她就是一个精明敬业的女强人，她经常给我们补课，却从没想到获取任何回报。
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班主任李全富老师做主，把十七岁的我“许配”给了教师这个职业，他认为我适合当教师，父母认为教师是份好工作，结果我从头到尾填的全是师范院校。为了能配得上教育这项神圣的事业，我付出了三十多年的努力。
大学毕业后，我在巢湖工作了五年，后来随先生调回无为。起初我最想去的是无为一中，一中有那么多熟悉的老师和朋友。寒假时，我找到学校一位领导，答复是“开学后研究一下再说”，因为孩子太小，开学后如果调不成我会面临许多困难，我只得又到无为中学试试，没想到夏家浩校长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很干脆地说：“你先来上课，调动手续慢慢办！”
我成了无为中学的一名老师，以后一直做到了校长，我一心想让学校上一个台阶。无为中学和无为一中是两所旗鼓相当的学校，在办学竞争中充满了活力，共同造福于无为人民。于我，无中是岗位，要尽力；一中是母校，要尽心愿。
良师就是良种，老师们的奉献、克己、求真一句句一题题地流进我的血液，我传承了他们的教育基因，厌恶一切浮夸和喧嚣。生命的河流兜兜转转，从上游出发，到下游再见，老师的恩泽眷顾着我一路的足迹与身影。我的老师用一节又一节课完成了一个教育人的行走，一种低空中的飞翔，随着年岁日高，他们与社会渐行渐远，我觉得有义务请他们出来看一看、玩一玩，但没有一次能聚齐，我想到无论对父母还是对老师尽孝都须趁早。
世界上所有深厚的感情都是沉默的，学生对老师也是，虽很少联系，但从未忘记。亲爱的老师，归来的我已不再是青葱岁月里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但永远是您的学生！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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