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司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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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安

司务长姓司名少宽，解放前因眼疾不治使左眼失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公社放过一段时间鸭子，后在兴修下汤水库时，他身强力壮不怕吃苦，干活总是冲在前面，憨厚老实懂事理，深得公社杨桂枝主任的青睐，被推荐到刚组建的红旗农业中学食堂当炊事员。

司少宽只读过两年的私塾，在家族中排序老大，我与他同村，并和他大儿子司有松是冲里耿小学的同班同学，偶尔见面称呼大伯，他点头笑笑。1970年初春，14岁的我衣衫褴褛，从张华村背着破旧的行囊，来到三面环山的红旗农业中学，拉开我走向独立生活的序幕。

第一次到食堂买饭，三四个窗口，我下意识地站在司少宽卖饭的队伍里，轮到我习惯地上前叫了一声“司大伯”，没想到他收了饭票打好饭，“下一个！”压根没听见一般。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就回避到他的窗口买饭。

司少宽说是司务长，其实是个临时工。因他勤快能干讲原则，也得罪了不少人。食堂的炊事员换了一批又一茬，可他始终坚守在司务长岗位上，直到1985年生了一场大病后才告老还乡。因为校长教职员工和学生们都看在眼里，他爱干净讲卫生，勤俭持家负责任。每次吃饭的时候，他看到谁的桌面或地下撒了米饭粒，垃圾桶里多了剩饭剩菜，他会心疼地大声斥责：“吃多少，就买多少，不能浪费。” “粮食来之不易，一定要注意节约……”

记得一次我从山上果园劳动回来，不知是皮肤过敏，还是被虫子咬了，左胳膊和右脖颈起了大小不一的红肿包块，奇痒难耐，越挠越痒。去食堂打饭只剩司务长一个窗口，硬着头皮走上前去，见他侧过头用余光扫了我红肿的脖颈一眼，刻意挑了一个饭团放在碗底，然后用锅铲把散乱的泡饭捺实，飞快地扣进我的搪瓷缸里。平时三两饭，三扒两下就吃完了。可这次吃，用筷子把饭团戳戳捣捣，又泡起一大堆散软的饭，感觉饭团子很实惠。饭堂没什么人后，司务长走过来瞅着我的胳膊和脖颈上的红肿包块，关切地说，“庆安，你这是被痒辣子毒的，就是痒也不能抓，晚自习后到我宿舍来一趟。”

晚上我如约而至。司务长用早已熬好的陈年艾草水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擦洗红肿的胳膊和脖颈，临了，还在红肿的包块上涂抹了一层牙膏。顿时，瘙痒明显减缓，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初二开学后我被选为班级的学习委员。身边一些学习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如劳动委员李某某、副班长王某某都纷纷入了团。心里憋着气，情绪挂在脸上，对班主任席善胜心存芥蒂。

印象中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司务长约我和他一道回张华村。路上他试探性地问我学习生活情况怎么样？我如实表达了内心的不满。司务长开导我，红旗农中不像其他中学，这是个半耕半读的学校，光学习成绩好不行，得德智体能全面发展才行；学习虽然是主要的，但工作也要主动积极，劳动不能怕吃苦，尤其要学会做人。与此同时他还把前几天学校教职工会议后，席老师对我爱面子，怕吃苦，干活下不了身子的一些看法和盘托出。一番带刺的“忠言”，让我渴望进步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可谓一语点破梦中人。

此后，我认真反思自己。工作开始积极主动起来，有时间就去打扫班级和寝室门前的卫生，干农活也不再唯唯诺诺，并帮助一些学习成绩差的同学共同进步。1972年下半年，我如愿入了团组织。毕业前夕，经过政审考核，我作为夏阁区九名代表之一（候选人），被推荐出席（列席）巢湖地区文革后期第一次团代会。身心正处于拔节孕穗期的我，“扣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

司务长虽没有什么文化，既没有教过我的语文政治外语，也没有教过我的数理化。可他的为人处事，大局意识，言谈举止，点滴关爱融入我的骨髓，切入我的灵魂。是他教导我怎样做人，在德智体能上全面发展，这是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知识和宝贵财富。

时间过得飞快，转瞬近五十个春秋。只可惜，我的恩师司务长晚年在胰腺癌的折磨下，于2016年1月驾鹤西去，享年84岁。如果他还健在的话，我要买一箱好酒感念他对我的教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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