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匠姐夫 □张永琪
姐夫郭在胜，家中排行老四，我习惯喊他四哥。我在家里男孩子中排行老二，姐夫习惯喊我二舅。
姐夫脑瓜灵，爱动脑筋，身怀铁匠绝技，方圆几里地都知他的名。我到了十六岁，姐夫上门劝我说：“二舅，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你就跟我学个铁匠手艺吧，保你一生穿吃不愁！”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小铁匠。
正月十五一过，一张腰子盆从巢湖北岸的中庙老家，划向约30里斜对岸的庐江许桥，小小腰子盆装着姐夫、我、黄姓大师傅和划盆老汉四人，还有两百多斤的铁匠担子，一浪掀来盖过人头，人一动失去平衡就会翻盆，大家不停地舀水防沉，那简直就是玩命。我心惊肉跳，生怕葬身鱼腹，可姐夫等人却不当一回事儿。
春季打行炉，主要活计是维修锹槨锄铲，犁钩耙齿。白天叮叮当当，火花四溅，晚上铺稻草打地铺，凑在一起捣腿。我一时难进角色，姐夫安慰我，照顾我，以防我打退堂鼓。到了暮春，我们从水路进巢城，乘火车至林头，翻越太湖山去含山朴庙，那简直就是拼命。远路无轻担，肩头重如铅。姐夫只让我象征性地挑一点东西，自己咬牙挑着重担。前后三个多月，第一次打行炉收官。这期间，我学会了拉风箱，镗炉子，烧铁如何把好火候，还见缝插针扛大锤，尝到了当铁匠的艰辛。
此行返回不久，姐夫应招进了中庙铁木竹生产合作社。半途丢下了我，姐夫心有不甘，撮合他的汪姓徒弟与我联手，在凤凰台脚下支起铁匠摊子，专为船家打铁锚和修船的铁钉。其间，姐夫一有空就过来看望指导，鼓励我们放开手脚干。
锻打船家所需的铁件断断续续，姐夫生怕荒芜了我，不久花钱为我制了副铁匠担子，说服黄姓大师傅帮衬我，到合肥小东门水洋桥、周谷堆等地摆摊打铁谋生。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累计不到一年功夫，我便熟练地当起掌小锤的师傅，走过常人四五年走过的路。在合肥的几年中，我学会了打镰刀斧头，火剪菜刀，并且尝试性地打出雕花印卉的高档大门门钹。姐夫见了很是惊讶，说他都没敢试水这么难打的东东。铁是铁匠的命根子，合钢地带废弃钢铁多，我与黄姓大师傅多次用板车拉废钢铁送回六七十里外的老家。姐夫见了很是热泛，我总是主动让他挑些用，这让姐夫很开心。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五小上马风头正劲，姐夫瞅准了机会，找人为我买了通往中庙铁木竹生产合作社的“船票”，自此我结束了打行炉的漂泊生活。那时，姐夫正领军研制铁步犁、打稻机、脱粒机，我们姐夫郎舅联手，数九寒天单衣薄裤甩锤錾钢板做犁梢，盛夏酷暑烧铁水浇铸犁弓、犁梢，使出了全部的力量和智慧。不久，我调进了改名为巢湖脱粒机厂的厂办当文书。我没日没夜地写材料，出墙报，同时学习钻研写新闻报道。姐夫见我干一行出彩一行，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姐夫有三个儿子，很想早点退休攒钱为儿子盖房。1977年，已进了巢县广播站当记者的我，利用人脉关系，为姐夫办了病退手续。自此，天各一方，姐夫到合钢附近摆起铁匠摊子，开始人生第二创。十几年功夫，姐夫分别为两个没有机会顶职的儿子盖了一栋新房，他在锤起锤落中也渐渐地老去。两人相见的机会少了，只要有机会到合肥，我总要提上一瓶小酒，斩上两三个卤菜，就着条板凳子，与姐夫痛痛快快对酌几杯，晚上还留宿在姐夫那又小又黑又脏的出租屋里，与他促膝长谈。每当此时，姐夫精神焕发，又像回到了年轻岁月。而我，看到渐渐老去的姐夫，感叹岁月之无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人生有聚终有散。1995年盛夏，姐姐突然哭着打来电话说，姐夫突发脑溢血陷入昏迷，正在合肥二院抢救。我闻之如雷轰顶，赶到合肥二院。医生惋惜地说，患者溢出的血已大量涌进小脑，无法手术（限于当时医术），生还无望。姐姐像疯了一样对我说：“无论如何都要把你姐夫活着运回去，不能让他死在合肥。”我与妹妹求助亲戚开来中巴车，喊来乡村医生。姐夫回家不久就平静地停止了呼吸，终年64岁。姐夫一直没有体检过，不知道患有高血压，毫无准备人就走了，令人扼腕。
如今，每到清明节，我都要到姐夫的坟头看望他，与他说说话，并对姐夫说，请他放心，我会将思念之情转向与他一生相爱的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姐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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