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高考
女儿高三，每晚学习到凌晨才入睡，我便陪在一旁伴读。《宋史连环画》共二十册，我一个晚上全部读完，有一种把宋史全部吃掉的感觉。一个晚上吃掉三百多年，说明我的“肠胃”很好。爱读书的人，书入愁肠，好比月入荷塘。
宋朝是读书人的美好时代。
北宋差不多到了苏轼生活的年代，由于雕版印刷术（非活字印刷）的广泛应用，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信息大爆炸。老百姓终于能轻松得到书，得到书才谈得上读书，读书就有机会改变命运。宋朝第三个皇帝宋真宗曾写过一首诗《励学篇》号召人们读书：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宋朝的州县普遍设立了官学，官办学校专门有给平民配额，甚至连居养院的孤儿也有机会去官学读书。宋朝老百姓开启了一个新的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始于隋朝，但科举时代始于宋朝。科考在宋朝发生了巨变，录取规模大大增加了。最为可贵的，是考试公平。欧阳修曾经说本朝的科举是“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好比大自然一样公正。传说欧阳修在一次主持考试时，发现了一篇好文章（其实是苏东坡写的），十分惊喜，想要录取为第一名，但又疑心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担心别人说他不公平，硬将这篇文章降为第二名。宋朝有一系列非常发达的防止作弊的考试技术。除了唐朝已有的糊名（试卷密封），宋朝还发明了誊抄制度——将考生的试卷经抄书手用朱笔重新誊抄一遍再送给考官阅卷，你想在卷子上做个记号之类的手脚是很难的。由于官员家庭条件好，请得起好老师，官二代考试往往容易被录取，针对这个矛盾宋朝又出台了一个规定：官员子弟参加考试不占录取名额。如此就等于为弱势群体进入上流社会开设了专用通道。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王朝，竟能意识到教育资源不公平之弊端，且不装聋作哑，难能可贵。
宋朝大量平民出身的读书人入朝为官，并得以重用，宰相范仲淹、吕蒙正就是典型的凤凰男。范仲淹说他当年住在庙里读书时，每次把粥熬好先冷却凝固，再用小刀划成四块，一餐一块，这碗粥得吃两天。吕蒙正是中国历史上从平民直接考中的状元，曾给太子襄王（宋真宗）当老师。小太子很淘气，他就用自己的经历写了《破窑赋》来教育储君：“盖人生在世，富贵不可捧，贫贱不可欺，此乃天地循环，终而复始者也。”这大概代表了宋朝的主流人生观。
走运的人，往往生得适逢其时。母亲是1960年代初的中专生，和我的高考时代一样，统招统分，一毕业就分配到县防疫站当医生。新中国成立后，一开始是沿袭民国时期的高校招生办法，1952年建立全国统一高等学校招生制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取消了高考，高校也停止招生。后来又搞推荐入学，不看成绩看出身。幸而，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生于六十年代的老马，现任县文联主席，每每提及他的中考，唏嘘不已。老马1977年初中毕业，家里穷，买不起也搞不到复习资料，别人紧张迎考时，他还在田里劳动。距离开考最后一周，幸亏同学的母亲（也是一位开明的村干部），硬是拉他去自己家埋头复习了一周，才稀里糊涂地考上了中专。考试时没钱住旅社，只好在县百货公司门口蹲了一夜。那时农村成绩优秀的孩子很少有上高中的，上中专意味着身份的改变，可以立刻农转非，铁饭碗也基本到手了。已退休的同事吴克甫是“50后”，大家习惯称他甫老。甫老常常对年轻人忆苦思甜。他的家在九华山下老田吴村，兄弟姐妹六人，吴克甫最小。因为贫穷，小学没毕业就回家务农了。后来在乡中学校长的斡旋下，父亲才放话：如果他能连续砍七担柴回家，就让他继续读书。那时，柴不好砍，山上的杂树连根都被人挖起来了。为了能上学，他连续七天七上九华山大牯岭，保质保量兑现了父亲的条件。就这样，吴克甫十七岁才上初一，毕业后被推荐当了民办教师，直到国家恢复考试制度。1977年，整个九华乡只有两人考取了中专，他是其中一个，被巢湖卫校录取。恢复高考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挽救了中国教育，从一定程度来说，也挽救了整个中国。小人物的命运总是与国运相连的。
宋朝是可敬的，它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大批名垂千史的文人墨客，可以算中国的文艺复兴。仅《全宋词》就收录了一千多个词人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绘画名家及书法大家。宋朝出了个李清照，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依我看，既然宋朝法律能规定女子具有提出离婚并分割财产的权利，妇女该是有读书的机会，不然《全宋词》收录的女词人怎么会有八十五位呢！唐宋八大家，唐朝只有两个，行政级别不算高，而宋朝六个，低的也是厅级干部，王安石是宰相。
可怜可叹可悲可气。宋朝固执地重文抑武，有点像封建家长顽固地重男轻女。整个宋朝，只有一个武将狄青做到了副国防部长的职位。因为狄青的功劳太大，到晚年给了一个正职，可没干几天，还是不放心，把他贬成地方官。辛弃疾，一直不得重用，倒成全了他的文学造诣。
人们常说汉唐盛世、康乾盛世，从不说大宋盛世。如果用领土和武力衡量盛世，宋朝靠边站，但宋朝真的从来不缺钱不缺文化。从《清明上河图》，尽可知北宋首都开封的繁荣富庶。当今国外的大博物馆都是把宋朝当做中华文明的巅峰期来对待。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此说得到众多学者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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