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人的追梦路
■本报记者王逸群
夜晚的长丰县陶楼乡陶西村，数百亩蔬菜大棚将一群载歌载舞的年轻人紧紧环抱在中央。那是4年前，合肥周边20多个新农人相约来到振国有机蔬菜生产基地，举办了一场篝火晚会。
这场聚会是周波“攒的局”。作为合肥“农夫市集”发起人，他聚拢了一批新农人。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新农人是一批有知识、有眼光、有技能、有追求的人。其中既有海归回国的城市青年，也有返乡创业的成功人士。但周波更喜欢用自己话来总结：“这是一批追求生态农业、怀揣乡村情怀的创业者。 ”
2015年，国家发展新型农业的政策信号，让这批敢闯敢试的新农人回到家乡。“创办农夫市集也是想为他们在城市提供展示窗口、寻觅消费客群。 ”周波回忆说，市集筹备期间，合肥、金寨、霍山和黄山等地陆续有30多人报名加入，“第一次活动在合肥市大摩广场，有一家卖蓝莓的农场现场就销售了1万多元。 ”
那时候新农人个个干劲十足，大家时常聚会交流畅想未来。 “现在氛围没了，都在为生计奔波。 ”周波直言不讳地说，因为种种原因，新农人里一部分已经“黯然退场”，一部分还在“苦苦支撑”。
作为振国有机蔬菜负责人，刘方选择离开了这个让她“伤心”的城市。“2006年我们流转了560亩地搞有机种植，仅建设费用就花了500万元。 ”她告诉记者，公司一共栽培了30多种有机蔬菜。 “为搞定销路，我们进商超、开专卖店、做企业团购、搞到家配送。 ”然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此后她只能不断地减少流转面积降低运营成本，“到2017年我实在撑不住，把公司转给了别人。 ”
“没有农业经验就启动项目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 ”这个靠家族房地产生意提供资金支持的80后女孩坦言，让她最终亏损近1000万元的另一个原因是市场认可度不足。首先，有机种植的成本是传统方式的3倍以上，这直接导致销售价格居高不下。在那个有机产业初兴的时代，高价将绝大部分消费者挡在了门外。“我们需要金字塔顶端的消费客群，这些人的获客成本高，而且即便能找到人，向他们解释有机理念也得花很长时间。 ”
除了市场的教化成本，新农人创业也面临着抗风险能力弱等农业生产的共性难题。 “2018年初的那场大雪，压垮了农场1万多平米连栋大棚，我差点没缓过劲来。 ”日前，90后农场主小伙朱硕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14年他和朋友在合肥新站区三十头社区流转了500亩地搞循环农业。挖池塘、建果园、盖鸡舍……为了心中的生态农业梦，这个怀宁小伙甚至卖了婚房，“一场雪损失200多万，又得重头再来。 ”
去年的那场雪也让安徽省多地新农人的设施农业项目损失惨重。在周波的微信朋友圈里，满屏都是无奈的叹气。“对农业的风险估计不足，设施农业的保险政策又不完善，这场天灾给新农人上了一课。 ”他说。
今年初，政策“收紧”也让这群怀揣梦想的农场主们损失惨重。去年底，全国各地密集开展了针对“大棚房”整治的行动，安徽省多地农场的违法设施被陆续拆除。 “餐饮、会议、娱乐、仓储物流等，只要是没有获批的经营型非农设施都被拆掉了。 ”肥东县圆疃镇农场主梁煜说，对休闲农旅业态而言，这些场地设施必不可少，也是引流客群的重要手段，“现在大家都在等待休闲配套设施建设的新政策出台。 ”
无论个性问题、共性问题，还是政策“收紧”导致的波动，都是新农人成长中遭遇的难关。周波算了算，他认识的第一批新农人里还坚持干农业的仅剩一半。看到朋友圈里那些熟悉面孔渐渐远去，他常会想起当年在振国聚会时的情形：晚上9点多，大伙儿酒兴正酣，青沐农场负责人詹新华抱起吉他唱了一首 《送别》，歌词这么写道：“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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