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国抗日斗士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抗日名将郑抱真的铁血传奇（上） 梁立文
郑抱真同志的一生贯穿着爱国—从军—锄奸抗日—共产主义先锋战士这样一条红线。许多官方媒体称他为皖江抗日名将，中共安徽省委在2004年郑抱真逝世50周年前夕，批准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郑抱真传》纪念书籍，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锐同志为此书作了序。《郑抱真传》中记录了他追求真理、抗日锄奸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故事，以及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严以律己的优良作风等，对于今天的我们仍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一、追求真理 爱国从军
郑抱真，1897年3月6日出生在寿县(今长丰县)吴山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兄弟三人中他排行老三，由于辈分高，当地群众都叫他“郑三爷”。年幼时父母去世，家境贫寒，与大哥郑绍成相依为命，为人帮工谋生，从不多言多语，但是聪明厚道，深受大家喜爱。贫困的生活，艰苦的童年，使逆境中成长的他，磨练出一副嫉恶如仇、正直而勇敢的刚强性格。1924年他步入青年时代就跟随他大哥郑绍成积极投身革命，加入淮上军并担任二团二营副官,参加了在凤台县丁集举行的淮上军第三次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与兄长随即加入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任少校副官兼兵站主任，初步形成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冯玉祥响应“清党”号召，驱逐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西北军被改编为“国军“。作为一名爱国青年，郑抱真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充满至深感情，目睹蒋介石为巩固专制统治，不惜违背孙先生遗训，大肆残害共产党人，不禁义愤填膺。“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因此，他决心“不当蒋家兵”并愤然退出军界。他大哥郑绍成是西北军的一个高级军官,因此受到了排挤和猜疑,也同时退出了军界。1929年春，他在大哥郑绍成的带领下来到上海，毅然加入了他大哥的拜把兄弟王亚樵的铁血抗日锄奸集团（“斧头帮”）。
二、加入铁血抗日锄奸团
大家对“铁血抗日锄奸团”知道的可能不是太多，但都听说过或从电影、电视片中或多或少地知道“斧头帮”那种打打杀杀的场景。而“铁血抗日锄奸团”就是根据斗争的需要从“斧头帮”演变过来的。真正的“斧头帮”是怎么回事，有必要来给大家说说。
最初的上海滩的“斧头帮”，是王亚樵为了维护劳工利益、增加其与资方谈判的实力而成立的安徽旅沪劳动工会的一只私人武装，初建时有百余名青壮年皖籍家乡子弟。作为自己的门徒，王亚樵为每人配置了一把斧头，成为维护自己生存权的武装力量。最初称“工人斧头队”又称“斧头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以抗日为主，内杀卖国贼、外抗侵略者的在上海滩非常有影响的抗日锄奸集团，1929年改为“铁血抗日锄奸团”。淞沪抗战爆发前夕，根据抗击日寇保卫大上海的需要，铁血抗日锄奸团再改名为“淞沪抗日义勇军”。所以说，“斧头帮”，乃至改名后的铁血抗日锄奸团是一个真正的爱国抗日社团组织，虽然他们对日军和汉奸卖国贼采用了暗杀、爆炸等特殊手法，但并不是周星驰电影里饰演的那种地痞流氓或只会欺压平民的暴力团伙，相反“斧头帮”是在面临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表现出的不畏强敌，敢于抗争的中华民族精神。
该集团的主要领导人是王亚樵。那么，王亚樵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暗杀王王亚樵》一书中对王亚樵有详尽的叙述。王亚樵，1889年2月26日生于安徽肥东县磨店乡。字九光，人称王老九，“九爷”“九哥”之称就源于此。他自幼聪颖过人，读书、习武，一学即通，一通即精。他曾参加清末科举考试，名列前十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22岁的王亚樵响应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投奔了出任安徽总督的柏文蔚。1913年冬，柏文蔚讨袁失利，王亚樵出逃安徽来到上海，建立了“斧头帮”。几年过去，“斧头帮”的门徒增加到数千人，就连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等一些豪强大佬也要对王亚樵的“斧头帮”礼敬三分。他曾带领众门徒多次策划暗杀蒋介石、宋子文等，均因戒备森严而未能成功。他这种谁都敢杀而又极富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杀手”在当时并不多见，因此，很快就赢得了“民国第一杀手”的美誉，成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在上海滩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到1931年春，王亚樵所领导的抗日锄奸集团已发展到上千人，这一政治性暗杀机构专门刺杀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在当时的上海滩声名赫赫，令日寇和汉奸卖国贼闻风丧胆。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经风趣地说过：“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斧头帮\’和王亚樵”。上海滩超级帮主黄金荣、杜月笙等泰斗人物遇上王亚樵的‘斧头帮\’，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黄金荣曾对手下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人，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日本鬼子称斧头帮是“支那魔鬼”。
在集团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号称“四大金刚”的郑抱真负责抗日锄奸活动的策划工作，并奔波于上海、南京、北平、厦门、广州、香港等地做组织联络；余立奎负责军事；余亚农负责政治；华克之负责锄奸行动。
1931年,郑抱真因为参与抗日锄奸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经老朋友陈铭枢（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首都卫戍司令）保释才得以出狱。为了实现抗日锄奸的夙愿,他一直顽强不懈地奋斗着。他的两位哥哥也为革命事业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淞沪抗战爆发前夕，“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工人、市民、学生各界踊跃捐出大量棉衣、药品及军用物资，支援各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义勇军。郑抱真受命组织精干人员，想方设法把许许多多捐献物品从上海运送给各抗日根据地和东北抗日联军。
三、刺杀蒋介石、汪精卫
刺蒋事件。1931年6月，郑抱真在南京侦察后向王亚樵报告：蒋介石正在庐山指挥“剿共”，住庐山太乙峰别墅。王亚樵当即决定在庐山刺杀蒋介石。但是枪怎么能够带上庐山是个头疼的事，当时从上海到庐山，沿途国民党特务设的关卡很多，特别是上海码头搜查的更严，来往人员均要搜身，连小孩裹着的包被和女人的内衣都要检查，要想把枪支随身携带是不可能的了。一天，郑抱真在静安寺吃早点时，恰巧看到一位商贩前来兜售金华火腿，他忽然眼前一亮：啊！这琵琶形的东西不正好可以用来装运手枪吗？于是，他买回了四只火腿，用刀将火腿掏空，然后将两支德国造的左轮手枪拆开，分别将枪的零件和子弹用油纸包好塞进火腿里，再用肉沫和盐泥密封的天衣无缝，表面上看不出一点破绽，由王亚樵的妻子等扮成阔夫人，将这几只装有手枪的火腿巧妙地送上了庐山。一天，负责刺杀的行动组成员陈成化装成游客，侦察蒋介石的行动，伺机下手。突然看到蒋介石在卫士的护卫下往山下走，他急忙掏出手枪，还尚未扣动扳机，就被蒋介石的卫士抢先开枪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刺蒋行动失败。
刺汪事件。1934年春，郑抱真与王亚樵在香港多次密谋刺蒋、刺汪方案。为了取得合法身份，王亚樵采纳了郑抱真策划的派新闻记者行刺的建议，并在南京成立了由华克之（四大金刚之一）为社长的“晨光通讯社”。经过精心策划，1935年11月1日，该社记者孙凤鸣（抗日锄奸集团的杀手）混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向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连开三枪，发发命中（虽经抢救当时取出两颗子弹，但背部脊椎间的一颗无法取出，汪最终在日本治疗期间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刺杀汪精卫案发生后，蒋介石为了免遭暗杀，严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郑抱真归案”。戴笠因而大肆缉拿涉嫌人士，郑抱真的哥哥郑绍成在上海被捕，终因拒不供出其弟弟郑抱真的下落而被残酷杀害。
四、参加淞沪抗战 炸死日军大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郑抱真积极协同王亚樵组织带领一支2000多人番号为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救国义勇军的队伍，迅速开赴前线，进入各个战场，既进行平战，又进行街垒战，巧妙迂回配合第十九路军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使日军进攻上海不断受挫，损失惨重，迫使日军几次增兵并两易其主。义勇军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曾在十九路军的统一指挥下一度占领了日寇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在日本军方强硬派的积极主使下，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由日本陆军白川义则大将任司令官，负责指挥入侵上海的10万日军。
为进一步阻止日军全面占领大上海的速度，郑抱真满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协同王亚樵联合朝鲜志士安昌浩经过认真细致的谋划后，决定于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借日军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之际，策划制造震惊中外的爆炸事件。
1932年4月29日上午11时正，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长官白川义则大将出现在虹口公园门口，全场起立，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日本军乐队高奏日本国歌。白川大将傲慢的率领20多名日伪高级官员绕场一周后登上检阅台。检阅军队完毕后，白川大将开始讲话，他大肆吹捧天皇陛下的圣明，无耻歌颂日军侵略上海以来的功绩。白川大将讲话结束后，公园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日本国歌，就在国歌即将结束之际，事先安放在热水瓶中特制的白金外壳的定时炸弹爆炸了。随着这声巨响，讲台猛塌，血肉横飞，白川大将被炸得飞出数丈远，日本驻沪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被炸下台阶七窍出血而亡，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的右眼球不翼而飞，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中将、日本驻华大使（后来任日本政府外相）重光葵的大腿也被炸断，以致于他后来升任日本外相时，被世界嘲讽为“跛子外长”。这次爆炸事件，炸死炸伤包括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长官白川义则大将在内的13名日伪重要人物，使侵华日军高层受到了沉痛打击。这是我国军民自“九一八”全民抗战以来丧命的侵华日军最高长官，不仅震惊世界，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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