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越玉文化考
骆越玉文化考(图1)骆越玉文化考(图2)骆越玉文化考(图3)骆越玉文化考(图4)骆越玉文化考(图5)骆越玉文化考(图6)
南国今报《收藏课堂》栏目自2010年5月开办以来，已经走过四年多的历程。作为技术合作的艺术品鉴赏学会成员的我，从中看到了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并从而产生了理论整理与学术探讨的冲动，于是写下这篇拙文，以求教于社会有兴探讨者。
●罗安鹄
红水河出土的石器
不少藏友带到“收藏课堂”沙龙的一些罕见（或许是见而不识）的石器、玉器，不经意间为我们打开了“骆越玉文化”认识的几扇窗口，实感非常欣慰。
古人云“石之美者为玉”，即在石器的加工使用中发现了玉器，从而完成由美石到美玉的审美渐进过程。因此，说骆越玉文化，还需从说骆越石文化开始。
2014年3月8日和5月10日，两藏家分别带来两件刻有纹饰的石片（图1、图2、图3），图1为一件打制修整的杏核状石片，石片上凿刻着两个图案，一为圆圈，圈内有数点“滴状纹”，另一为十字排列的“穗状纹”；图2为图1的杏核状整体；图3为一件随型石片，观其整体线条的走向，仍近乎杏核状，或因数千年河床内流水搬迁及石块相击而破裂所至，其上凿刻着螺旋排列的许多“粒状纹”。两件石片均在来宾市域红水河沙滩出土（或因捞沙出水）。
首先，两件石片皆非自然力成形，虽经河水及沙石将边缘“磨圆”，但仍能观察到人工切片、修整、打磨的痕迹。特别是石片上凿刻的图案，绝没有丝毫自然石纹的痕状，完全可以排除因硬石纹中软岩被沙石碰蚀而成的可能，这种规整的、图案式的、排列有序的凿纹，一定是人类在意识的指导下所创作的。
再说，这些滴水状、粒状及圆环状凿刻纹，其阴线底部的色感、光感、质感与石片的平面（即地子）的色感光感质感（即古玩界常说的“包浆”）是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凿刻纹阴线的边缘皆呈“圆坡状”，在其凿刻之初，边缘应是锋利的，是由于长期的水力、沙石冲刷撞击，因碰、磨、蚀而被“磨圆”。与整个石片边缘及地子平面磨蚀的肌理是一致的。说明这些凿刻纹不是后刻的，即非“老石新刻”。最终结论是，凿刻纹与石片同时人工制作，而且时间久远。
从凿刻石片的质地来看，应为砾石，即河滩里的鹅卵石。中国古人类（不管是旧石器还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绝大部分都是砾石制作。这两片凿刻石片，应是先用砾石打片，然后修整成杏核状，再在其面凿刻纹饰。
那么，这些凿刻纹石片，是什么时期的？是作何用途的？又是何人制作的呢？
古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就从学术界论之较成熟的“文化类型”去找找打开这个“谜宫”的钥匙。
稻作文明的图腾物
2014年2月10日南国今报“收藏”栏目中刊载了一枚来宾红水河出露的“人面纹”片状玉饰（图4），通体红黄色沁深入肌理，局部有因风化而形成的乳白色灰皮，边缘有数处片状绺裂，古韵苍桑，从其沁色沁相、工艺及老气来看，是“开门”的出土生坑老器。两只圆圆的眼睛，一张椭圆形大嘴，头上三凸两凹似载着一顶冠，活脱脱一载冠人面的玉佩饰。这样的形与神，与苏、浙、沪等省市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非常相像。良渚玉器上大多阴刻兽面纹和神人纹，神人图案为倒梯形方脸，头上有羽状冠，带眼角的单圈圆眼，阔嘴露牙，与上述今报人面纹何其相似。
良渚文化在“百越”地区传播甚广，如多数考古学家认为广东曲江“石峡文化”多重性因素中有许多良渚文化的因素，像玉琮、玉钺与有段石锛、柳叶石镞及贯耳壶等陶器，都与良渚文化形与神相似相通。不难想像，良渚文化沿珠江水系浸润到八桂的可能。所以，这枚倒梯形带冠神人玉饰与良渚文化的渊源关系，是不能排除的。
在良渚文化的神人、神兽这些“族徽”中，常有隐于其中的两片形如黄豆瓣组成的“丫”形图纹，就像种子破土刚出的两片嫩叶，有的学者称之为“谷纹芽”。江浙地区比良渚文化稍早的河姆渡文化，曾出土了两件“刻纹陶块”，一块两面均饰品字形对称的叶纹和连珠纹图案，一侧饰芽叶纹图案。另一块刻五叶纹图案，一叶居中直立向上，四叶分于两侧互为对称。对这两片陶块上的“三叶纹”与“五叶纹”（图5）的认知，虽有些不同解读，但较多学者认为“是稻穗纹的一种表现形态，是稻穗孕育时的形象。”
根据学界对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研究中关于“太阳纹”与“芽叶纹”解读的启示，对于今报所载的两石片上的刻凿纹，大致可以这样认知：
图1应为“太阳（圆圈）”、“稻穗”、“ 谷粒”的组合排列图案，对于圆圈中的“滴状纹”应解为雨水滴，只有农耕文明（尤其是稻作文明），才特别重视光照与雨水，所以太阳、雨露与饱满的稻穗是他们生存的保障，自然成为他们心中最崇拜的神祗。至于为何将“稻穗”作四穗十字排列，大概为四方繁富、四时丰登的祈愿，其所祈求的意思是“阳光明媚，雨水充沛，四时丰登，饱满稻穗”。
图2为无数“谷粒”以螺旋状排列成圆圈，仍为太阳与稻粒的组合图案。
可以说，这两片凿刻纹石片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事稻作的骆越人的“图腾”，它或许就是酋长、巫师在祭祀神明时手中所握的祭器、法器。
依据生物学、考古学的论证，栽培稻起源于野生稻，我国是世界公认的栽培稻的起源中心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地考古资料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学会了栽培水稻。
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公认的稻种资源多样性中心之一，其中广西地区拥有中国近1/5的稻种资源份数。普通野生稻在广西北纬22度至24度数量最多，特别在红水河、柳江以及黔江等的交界处（如来宾、象州、武宣等）是广西野生稻的富集区，不仅群体数量多，而且比较原始，说明这个区域是广西普通野生稻多样性的中心。这在地域上，竟然与凿刻纹石片的出土（或出水）地惊人地重叠或一致。
更巧合的是，红水河——柳江区域的古人类遗址分布与野生稻富集区竟高度的重合。截止1999年的统计，红水河—柳江地区人类文化遗址有35处，它们均沿红水河北岸和柳江西岸分布，尤以两江汇合处一带的平原地区最为密集。如天峨县六排镇、东兰县大同乡、都安县三弄乡、大化县都阳乡、来宾县迁江镇、柳州市白莲洞、大龙潭、响水、鹿谷岭等等古人类遗址，可想见古人类在采集野生稻谷为食的过程中，观察到自然落谷能萌发生长，于是尝试着播种野生稻谷，又重复了收获与播种的过程，向种植水稻迈出了第一步。经过漫长的岁月，人们培育种植水稻的技术越来越高超，终于创造了高度繁荣的稻作文明。
柳江以西的红水河一带，在三四千年前至战国秦汉时期是古骆越人的世居地，所以在红水河畔来宾市沙滩出土的代表稻作文化的“凿刻纹”石片，毫无疑义的是骆越稻作文明的图腾物。（作者为柳州市艺术品鉴赏学会会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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