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公治：一个海外游子的百年家国情怀
吴公治(左)给志愿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志愿者翻阅吴公治的证件
?吴公治在浙江大学一年级时的留影
▲上世纪80年代，吴公治回国探亲，先后受到时任外交部长吴学谦（前右）等领导的接见
▲上世纪80年代，吴公治回国探亲后，受到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辉光(右)的接见
▲1939年昆仑关战役时，吴公治(右)与学生军长官合影
▲上世纪80年代，吴公治(左)回广西，再次探访曾经战斗过的昆仑关
▲1995年，吴公治和华人一起，在美国纽约进行爱国游行，反对李登辉访美
▲吴公治在美国做总工程师时的留影
□本报记者景碧锋实习生廖雅娴
青春戎马倥偬，战场上惨痛的遭遇，让他愤起而矢志求学，立志践行“航空救国”理念。异国他乡他奋起直追，崭露头角。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吴公治开始频繁往返美国与中国之间，愿为国家建设做一颗螺丝钉。
吴公治原籍广西宾阳，是海外著名华人科学家。如今，已经97岁的他，默默地生活在甲天下广场旁的家中。他的一生，贯穿了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两岸隔离、海外奋斗、改革开放……他把自己的一生，融入了百年中国。
抗战老兵、美籍华人航天机械专家吴公治，已经默默地在桂林生活十多年了
2015年，因为吴公治是参加过抗战的广西学生军，被桂林关怀抗战老兵志愿者发现，确认为抗战老兵。他是一位参加过昆仑关战役的华人，曾在美国学习机械，后在一家航空公司任职，任纽约广西同乡会顾问等。如今已经默默地在桂林生活十多年了，一直不为人所知。
去年11月8日，在纪念桂林保卫战71周年活动当天，记者第一次见到吴公治，他坐在轮椅上，瘦弱得跟一般普通的桂林老人家没有什么区别。在聚餐的时候，记者跟他说：“下次去你家拜访，听你说更多的故事，好吗？”老人非常绅士地说：“欢迎之至。”这种既有中国传统礼节又融合了西方礼仪的回答，仿佛从民国穿越而来。
聚完餐，记者送吴公治上车，帮他系好安全带。
“老爷子，您能教我们安全带用英语怎么说吗？”记者试探性地向吴老提问。
“seatbelt。”吴公治脱口而出。
回到家，记者查阅到早在上世纪80年代，自治区侨办副主任向大有在广西侨史学会《八桂侨史》(1987年第1期)有关广西海外国际知名华侨、华人专家、学者的评价中就这样写道：
据了解，与广西有关联的华侨、华人中，经济上有实力，政治上有地位，科技上有造诣，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已超过2000人……这些人中，如莫虎、蒙培、李幼邻(李宗仁之子)、陈树柏、程万琪(香港实业家)、吴公治(美国纽约航天机械专家、总工程师)、曾永森、陈声新、李亚频、靳羽西(美广播电视公司《世界各地》节目主持人)等，他们均出生于广西或祖籍是广西。
从那以后，老人的绅士风度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老人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一直在脑海中不住地浮现。1月下旬，在农历新年前夕的一天，记者和桂林关怀抗战老兵志愿者来到了位于甲天下广场旁的吴公治的家中进行探望。
已经97岁的吴公治，一年多前中风后，患有半身偏瘫后遗症，只能进行简单的交流，整个左边身体不能动，但是坐在轮椅上的他依然精神矍铄，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在和吴公治及其家人交流中，借助满屋子的书籍和图片，记者试图勾勒出一个海外游子的百年人生。
昆仑关战役中，吴公治目睹了“如无强大之空军，即无国防”，他立志践行孙中山先生的“航空救国”理念
1919年，吴公治出生于广西宾阳县沙井村的一个大户人家。上世纪20年代，他的二叔、三叔分别毕业于北大和北师大，先后曾在中央政府机关和省内任县长、专员和中学老师。
受叔叔的影响，吴公治少年时就立志向学。1937年，正在广州培英中学读高中的吴公治，因为日军不断轰炸，于当年的12月辗转回到桂林中学借读。由于抗战爆发，众多大学内迁，京津沪宁各大城市的许多著名教授途经桂林暂时停歇，临时执教于桂林中学。这一时期，吴公治数理化各科取得长足进步。1939年7月高中毕业时，考入当时西迁至广西河池宜山的浙江大学。
1939年11月南宁沦陷，日军北上进攻昆仑关，吴公治的家乡宾阳沦陷在即。早在16岁时就参加了广西学生军进行抗日救亡的吴公治，再次投笔从戎，前往昆仑关帮助国军往前线调配运送弹药补给，从前线往后方运送抢救伤员，协助开展后勤工作。学生军出发前，军方给每个人都配发了一杆枪，以备不时之需。
由于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大部分国土的相继沦陷，昆仑关战役关系到中越国际交通线的安全，国民政府决定组织一场硬碰硬的战役，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阻敌于昆仑关。然而，由于装备跟不上，特别是日寇空军惨烈的轰炸，本来占优势的国军，整个战役伤亡极为惨重，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吴公治和其他学生军每天都从前线源源不断地往下抬送负伤的国军将士，伤员的惨状不忍直视，很多伤员抬送的过程还在跟他们说话，但还没到阵地医院，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抢救伤员的这些日子里，眼睁睁地看着国军的将士们遭受苦难和牺牲，而又无能为力，吴公治几乎每天都在泪水中度过。这是他第一次亲自参与战争，看到这么多的伤员和尸体，心理上遭受到巨大的创伤。即便是多年以后，远在异国他乡，他常常在噩梦中被惊醒。
吴公治发现，尽管国军将士们勇敢、坚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然而，由于日军装备强，特别是空军发达，让国军即便是占据有利位置，但遇到轰炸也丝毫没有办法。“如无强大之空军，即无国防，光靠人力是不行的，要造飞机，造大飞机，造轰炸机”，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理念，让吴公治暗暗下定了决心。
1939年12月，吴公治前往已经迁往贵州的浙江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航空专业就读，立志将来学成以抗击侵略者，报效国家。
经过战争的洗礼，吴公治显然比一般同学更为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一年级在贵州青岩就读，二年级转到贵州遵义，三年级进入航空组攻读，并以航空发动机学为主修课程，飞机结构学为副科。
时光如梭，1943年6月，大学毕业的吴公治，进入当时设在桂林的资源委员会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负责军用手摇发电机的生产，以供应国军部队联系使用。
1944年，随着抗战的持续深入，湖南长沙失守，桂林城危在旦夕。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仓促搬迁，吴公治当时和做护士的长沙姑娘屈利庄恋爱，走永福，经过柳州金城江，到贵阳，最后到达重庆举办婚礼。
发奋努力，在纽约站稳脚跟，吴公治成为公司飞机机械制造方面的总工程师，参加过阿波罗登月计划
1944年9月，为响应国家“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为实现“航空救国”的梦想，吴公治于1945年春加入空军，先进入成都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受训，同年9月结业后，奉派遣在汉口气体厂工作。1946年3月，吴公治转调南京油库服务，不久再调杭州空军军官学校执教，负责为飞行员讲授航空发动机、飞机结构和空气动力学等课程。
吴公治是一个一心一意沉溺于科学理论的书生，对于英、俄、日等国的侵略史，切齿痛恨，义愤填膺。
1948年，杭州空军军官学校迁往台湾，当时国共对抗，因看不清中国未来的社会走向，吴公治随校赴台。当时的台湾，日军刚刚撤离，又从大陆涌入200万人，一时间粮食匮乏，物价昂贵，吴公治在航空学校任教学校待遇菲薄，不得已被迫四处奔走谋生。
为了改变生活境遇，1961年，吴公治和家人经巴西辗转来到美国，一边上班一边在纽约市立大学机械工程系选读应力分析、热传导分析、结构力学、工程设计和工程数学，以应付日常工作的需要。1967年，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为了今后工作有更大保障，吴公治每天晚饭后，去攻读机械、电机、化工、土木、航空和冶金等工程的课程，约百余册，练习演算各个专业共8000余条题目，平时从傍晚7时一直到午夜，周日周末从大清早到深夜，前后达9个月。如今，吴公治当年验算过的课程书籍和各类笔记，仍然静静地躺在他家中的书架上。
因为不懈地努力，吴公治接连考了三个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得克萨斯州)的职业工程师执照，每通过一个考试就会有一个职业工程师的钢印，这一钢印盖下去就代表着对持证者在飞机机械制造的图纸设计、制造生产方面的专业肯定。
因吴公治的认真、刻苦、努力、拼搏，在上世纪60年代，曾参与美国军工巨头格鲁曼公司试验的阿波罗月球模拟器模块制造，并成功使其在月球着陆。一系列的开拓性成绩，让吴公治在纽约站稳了脚跟。
1969年，美国人首次登上月球后，航空航天部门开始大量裁减技术人员，由原来的45万人缩减到25万。吴公治因为拥有三个州的职业工程师执照，在公司中稳坐自己的职位。(当年航天部门的美国本土工程师十余人，许多人多年多次参加职业工程师执照考试，一直都没有通过。）
当时，吴公治所在的航空制造公司基本上没有华人，五个总工程师当中，只有他一个华人。但因他的出色表现，公司董事长擢升吴公治为公司的总工程师。当时，公司内一片哗然，其他几位工程师不服，索性罢工。董事长通知他们中午就餐的时候来开会。大家都到齐了，董事长把吴公治的三张工程师资格证摆在台上说：“你们当中的，谁能有三个州的工程师证，我就让他代替吴公治做总工程师。”
听到这里，大家默默地低下头，因为他们别说三张，能拿出两张的都没有。
谈到这里，吴公治的家人从书房里捧出厚厚的一个大本子，让记者猜是什么。记者看到一本一尺多厚的“书”，封面是十六开大的硬书皮，以为是像辞海或大百科全书之类的辞典。结果翻开一看，全是吴公治备考工程师时的学习笔记。整整齐齐的字迹，折射着吴公治做学问一丝不苟的精神和超乎常人的毅力，记录了他奋斗的足迹。这样的本子还有好几本。
家人还给记者和志愿者拿出了吴公治中学时期的照片，工作证明，学习笔记，日记以及退休后写的回忆文章等等，从老人保留的这些资料可以看出他的细心、严谨。记者问老人的家人，他平时有什么爱好。
“看书。”家人回答说。
受钱学森影响，吴公治立志要为祖国建设充当一颗螺丝钉，他捐赠了大批的书籍、物品、器械和现金，把自己的一生融入了百年中国
记者在跟吴公治的家人聊天时，吴公治一直静静地坐在旁边，偶尔搭一下话，言语不是很清晰，只有家人才能听得懂，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在吴公治家人拿出的资料中，记者发现一本作家叶永烈撰写的《走近钱学森》，吴公治密密麻麻地用各种色彩的笔，圈点批注，做了多种标记，写满了关于钱学森的各种记录，书中间夹着航空航天、原子弹方面的各种剪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被吴公治在书中多次记录。
家人告诉大家，钱学森是吴公治最喜欢、最崇拜的科学家，可以说是老人的偶像。这本《走近钱学森》，就是前两年专门买给老人家阅读的，吴老反复阅读了好多遍。由于年龄太大，手颤抖，写在上面的字迹歪七扭八的。吴公治对于钱学森的崇拜，是有原因的。
上世纪60年代，吴公治初到纽约时，从报纸上得知，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向全世界海外华侨呼吁，欢迎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工程专家和学者，回国贡献聪明才智，为国家复兴、富强添砖加瓦。当时在欧洲、美洲的专家学者纷纷结队回到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钱学森为其中的代表。
钱学森的爱国热忱，执着回国的决心和勇气，深深地激励着刚到纽约的吴公治。他当时尽管没有钱学森的学识和才能，但常常梦想等到将来有能力了，一定要为祖国建设充当一颗螺丝钉。
早在1975年，中美尚未建交，吴公治就曾将长期订阅的有关喷气发动机、新式飞机和火箭的专著及期刊数百册，装了五六个纸箱(约1立方米)，委托中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的科技专员运回国内交给有关单位参考。
1985年，吴公治终于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中国，先后在当时的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学院(现为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做专题报告和技术交流，与各院校教授进行座谈，对喷射发动机涡轮机的制造，加工技术材料配方，加工程序、蓝图和解剖实物，涡轮机叶片气流检测机的设计和多个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吴公治先后曾为浙江大学、广西大学、桂林中学及他的家乡宾阳捐赠了大批的书籍资料、物品、器械和现金。
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吴公治深深地体会到：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让中国人在海外挺起腰板。除了发奋图强赢得外国人的刮目相看之外，吴公治还热心地参与华人在美的爱国运动。当年反对台独，他曾是积极上街游行的参与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吴公治那一代人家国情怀是烙入灵魂深处的，家人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经过桂林甲天下广场的时候，吴公治不顾近90岁的高龄，满怀激动地去观看。
然而，火炬传递结束后，广场上一片狼藉，丢满了国旗，吴公治心疼地捡起这些国旗，把一大捆带回家，插得家里到处都是。至今，我们仍然能在吴公治家中见到一面面小红旗。一个曾经扛过枪上过战场，在海外努力拼搏了几十年的高级科技人员，无法理解回国后看到的这狂欢背后斯文扫地的一幕。
吴公治，他把自己的一生融入了百年中国。
■图片均为记者景碧锋摄影或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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