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浩荡开山榜□ 刘宏韬
明洪武壬申二月望日。
桂西北一隅的县衙内，虽然已经入夜，却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那里正在举办宴席，大家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人们是在庆祝本县官学徙建落成。修建官学，这是全县的一件盛事，大小官员以及乡绅耆老自然要举行庆祝仪式。
农历二月的气温还有些寒冷，渐渐升腾上来的酒意让他有些莫名的骚动。他打开窗户，任由晚春的山风吹进小屋里来，试图把心中的郁结吹走。然而却不曾想到，这寒冷的山风反而激起了他心底的灵感。一时间，从洪都故郡繁华处来到如此穷山恶水蛮荒地的失落都烟消云散，化作修建官学而可能实现功成名就的豪情。他铺开宣纸磨好墨，一气呵成。当他疾笔写下落款“豫章喻迁善士原书”后，深夜的山风终于把酒意吹上了头，把万丈豪情吹成了困意，他顾不上关好窗户，踉踉跄跄登上床榻，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
窗外的天空中，月亮在流云的席卷之下，暗了又明，明了又暗……
01
2018年5月上旬，应了熊猫先生邀请，我第一次参加野外考察。几个文友一起乘着皮里阳秋先生的车前往罗城四把镇的下里方向，那里有一处据说是明洪武年间的石刻。
我们的车子在山路上行驶，翻过几座山坳之后在路边停下。石刻就在旁边的山腰上，距离山脚也就三十来米的高度。只不过因为草深树密，显得有些隐蔽。
由于长期日晒雨淋，加上石质不是很好，石刻有些字迹已经漫漶了。同行的聋瞽先生之前到过此处，他对石刻上的字迹辨认也不是很全。石刻前能立足的空间很小，我们几个人只能轮流凑上前去辨认上面的字迹。
石壁上刻的是一首诗，用以纪念“庙学”的建成。石刻面积不大，长约七十公分，宽约五十公分，通文繁体竖排，从右至左，共13行小楷，端端正正地阴刻在石上。诗里说的庙学，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官学、公学。诗文如下：
庙学落成诗
县北有崇地，葱茏俯沟塍。
联岚散缥气，茂林□□□。
溪分水势曲，石滞烟光凝。
山麓既秀异，黉宫卜否营。
恭承宪司命，众役乐以兴。
曩构弃侧隘，新基辟高□。
梓人伐云木，斧斤日丁丁。
甿夫执校斡，筑削时□□。
迢遰架梁桷，参差结檐楹。
讲堂抱轩□，礼殿□阳□。
窗中列苍翠，门外挹澄清。
经始梅麦熟，事□□□□。
嗟予鲁钝质，天役□群英。
三年择此地，夙□□□成。
愿陪典教长，乐□歌箐箐。
释□日在近，於兹洁□盛。
载新俎豆事，永继弦诵生。
堂上击晨鼓，堂下列□□。
□壁焕乾象，云霞□□祯。
坐令夷俗变，髦士登蓬瀛。
最后落款是：洪武壬申二月望日天河县儒学署事训导□章喻迁善士原书。落款上模糊的那个字，隐约像是“豫”。根据上下文来看，很有可能就是“豫章”。明代的豫章，是今天南昌市。王勃著名的《滕王阁序》，开篇即云：“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在有些记录中，人们把落款断句为“章喻迁”“善士”“书”，这是不对的，没有依据上下文的整体意义来判断。喻迁善，应该字“士原”，是当年的天河县训导。
训导一职，在明代为府、州、县儒学的辅助教职。《明史·职官志四》中记载：“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训导一职的官品级别未入流，秩低而俸薄，权轻而利小。
天河籍人士曾经在外担任过儒学官职也有不少，虽然很多记录已经散佚失考，但据清道光五年编纂的《天河县志》记载，明清时期天河籍出任教授的有周希举1人，教谕有施尧勋等9人，训导有刘道等10人。
根据县志记载，这些人均在外任职。同样在天河县任要职的，也基本上都是外县人。这也是古代的一种制度，通常情况下不允许本地人在当地做行政长官，也是一种防止成为“地头蛇”坐大危害的手段。
02
《庙学落成诗》落款的日期是洪武壬申二月望日。
洪武壬申年即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时值二月十五日。这一年不单单发生了庙学建成这件影响天河县儒学的大事，还发生了影响天下士林的大事件。
这一年的正月十一日，朱元璋钦定天下学校，自当年起，府学每年贡二人，州学二年贡三人，县学每年贡一人。二月十三日，又命儒学生员兼习射与书数之法。也就是说朱元璋看到了儒生除了学习孔孟之道外，还要加强体质锻炼和技能综合提高的重要性。
到了四月便发生了改变明朝之后两百多年走向的大事件：皇太子朱标死亡。当年八月安葬好朱标后，朱元璋便于九月十二日立朱标第二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即后来的建文帝。朱元璋驾崩之后由建文帝继承大统，建文帝在没有树立自己权威和绝对力量的情况下，在削藩一事上操之过急，引得皇叔燕王朱棣起兵击败自己并取而代之。当时，一大批文人认为朱棣是大逆不道的篡位者，纷纷指责并拒绝合作。朱棣于是采取铁腕手段诛杀了许多不肯依附于他的文人，最著名的当属方孝孺，据说被诛了十族。这位永乐帝在使用铁腕巩固了自己“篡”来的皇位之后，为了讨好天下儒林，重振文坛，下旨组织人员编纂皇皇巨著《永乐大典》。这是后话了。
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朱元璋认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得到巩固，于是解除锦衣卫的典诏狱权，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案件均都由法司治理。若皇位的传承能够依照他的设计进行下去，那么明代的特务制度将不复存在，可以减少宦官弄权的机会，或许还能让明祚更加平稳长久一些。
然而朱棣夺得皇位之后，担心自己的统治不稳，于是重新恢复了锦衣卫的活动，并且由宦官设立特务机构东厂，之后又增设西厂、外厂，将明朝纳入更严酷的特务制度当中。到了最后，也是因为锦衣卫和东西两厂的尾大不掉，宦官恃权误国，造成一些文武能才惨死，极大地削弱了明朝的实力，导致明朝在李自成起义军和清军的连番冲击下灭亡。
因为朱棣及之后的皇帝都实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政策，也导致了民间起义反抗的增多。根据记载，在永乐之后，天河县衙所在地又迁移了多次，直到清初才稳定下来。之所以要迁移，就是因为农民起义反抗的缘故。清道光五年的《天河县志·艺文志》中收录了明嘉靖六年宜山人（今宜州）张烜撰写的《天河迁县记略》，其中就说到迁县的原因是因为“天河建城邑于思农里之高寨，其势孤，其乡僻，毛贼乘间得而侮之。景泰以来劫掠日甚。”又有记载“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天河县贼首韦谏诚作乱”，“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总督邓廷瓒上言：庆远府天河县旧十八里后渐为壮贼所据，止余残民八里，请分设以长官司治之，部议增设永安长官司授土人韦万妙等为正副长官，并流官吏目一员。”明朝廷以为设立土人治县就能保证统治太平，但是万万没想到六年过后，正是他们任命的韦万妙等人又举兵反抗，县志记载“弘治十五年天河县贼首韦万妙等作乱”。
03
从石刻上残诗的内容来看，它记录了明洪武年间天河县一次修建官学的事迹。这首诗在清代和民国编纂的《天河县志》上均没有记录，只是在清代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天河县志》中的《建置·学校》中说到“县学宫在城北。旧在治西。宋建元末毁，明洪武五年县丞王居礼重建。七年，训导喻迁善徙建东禅寺侧，有序文。”县志中未收录此序文，不知道是因为当时已经散失未收集到，还是因为喻迁善官微位低而不足以登此“大堂”。此处所说的明洪武七年由喻迁善将官学徙建东禅寺侧，与石刻诗的落款时间相差甚多，不知道是记载的错误还是不同的两次徙建。
关于这次修建官学的文字，除了这首《庙学落成诗》以外，根据清道光五年的《天河县志》的记载，应当还有一篇序文。可惜的是，它已经散失，我们无从看到其内容。虽然《庙学落成诗》也提到了徙建庙学的一些情况，但是还不够丰富。因为诗的体裁限制，徙建庙学的很多情况不可能一一记录下来，料想在当年的序文中，一定有更加详细的记录，例如当时主政的知县，参与人员，甚至还可能会有一些当时的历史事迹。
清道光五年的《天河县志》记载：东禅寺在上里东禅镇。又云：上里在县东二十里，共有五村。清代中期时，天河县治已经在今日天河镇所在地附近，上里应在今天四把镇社区与下里社区之间，诗中记载的庙学坐落在当年上里东禅镇的东禅寺旁。只是经过六百多年的行政迁徙变化，加之史籍记载的粗略，庙学的确切位置已经无从考证了。
到了明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天河县教谕柯善重修天河县学。他说原来喻迁善修建的县学“岁月弥久，栋梁圯蠹”，于是召集“僚友捐俸葺修”，从当年冬天兴建至第二年仲春才完工。
无锡人黄湂在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就任天河县知县，上任三年后奉朝廷之命新建天河文庙。他说天河“其地僻，其江山险，其民与狑狼獞属错处，其俗椎鲁者半，犷悍者半，威不能制，恩亦不能结”，希望通过教化“以善其俗”“潜消其顽悖”，使得天河县“至教通殊俗，蛮方仰圣祠”“兴循名教乐，瞻拜肃威仪”，蛮夷们最终俯首帖耳地接受朝廷的统治。到了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因为县学破弊，时任知县钱塘人吴正一捐出一年的养廉费进行重修，“筑谋于乙酉之三秋，落成于庚戌之八月”。
天河成为县治，是从唐代初开始的。虽然之后天河县一直延续了建置，在宋代还建有官学，但因地处南方偏僻之地，加之人文水平低，在古代历来都被视为蛮夷之地。不论是宋元还是明清，统治者都把任何先进文化的传输当做是一种恩赐，而不是相互融合共同进步。因此在历朝历代地方县官组织徙建官学的时候，都把这当做是一件朝廷向愚民恩赐的善事。
04
当年的喻迁善建成庙学之时，肯定是满心期盼着所谓的夷人能够借他的“东风”一朝鲤鱼跃龙门登蓬瀛。但是他不知道两个多甲子之后的岁月里，“坐令夷俗变，髦士登蓬瀛”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反而让一个来去没有痕迹的过路人继续吐槽“百蛮”的不开化。
公元1545年，时值嘉靖乙巳年。这一年的孟夏，闽人余馨不知去往何处，途经天河县，据说是夜宿于一个山洞里。因为这个山洞位于唐代建制的县城旧址附近，人们将其称为官岩。当日夕阳西下之后，余馨用过晚饭后，坐在洞口前观星纳凉。抬眼望去是浩瀚的星空，环顾四周是黑压压的山影，顿觉人生之茫茫不可期。他不由得回顾这一路走来，经过天河的山山水水，眼见着奇峰林立树木葱茏，耳听着山鸟鸣翠江船欸乃，顿时诗兴大发，提笔于官岩之中写下“石林”两字。当他欲将手中毛笔放下时，又觉得意犹未尽千言万语需一吐为快，于是就着昏黄的烛光，蘸墨挥毫笔走龙蛇，写下“谁将鬼斧无量力，凿破洪茫半壁天。山鸟四时调好韵，石龙千载吐寒涎。云根不老菩提树，岩畔初开太乙莲。为爱边方景奇绝，题诗留与百蛮传。”
料想这余馨是从繁华兴盛的地方来到这穷乡僻地，心中除了对奇峰峻岭的豪情之外，便是对原著民众的不屑。他跟喻迁善一样把这里的人当作是蛮夷，得意洋洋地题诗一首以表赏赐，让蛮夷们世代传颂下去，似乎他们对此处山水的爱怜就是给蛮夷们莫大的荣誉一般。过了几百年以后，虽然他的诗被镌刻在洞中的石头上，但是他的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他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都毫无痕迹，在他当年低眼看待的“蛮夷”口中只剩下“余馨”这个名字而已。
训导喻迁善湮没在时光的洪流里，过路的余馨也消失在岁月的流逝中。直到清道光五年，蜀北人林光棣任天河县知县，他上任之后，对当时天河的学风破落深感痛心，于是在上任伊始，便主导编纂了天河现存的第一本县志，尽可能地记录下天河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有赖于他的卓越见识，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了解天河历史的宝贵资料。
林光棣是从桂林的永福县转到天河担任知县的，在永福任职的时候，他便于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筹得银子1600多两，通过购买民房修葺后建成了有名的凤台书院，并且亲自制定了《学则》四则，以为倡学。在他后来编纂的《天河县志》中，时任右江兵备道兼庆远府知事为之作序就赞扬他说道：“蜀北林谦仲甫以名孝廉出宰粤西，所至有声，如任永福恭城各邑则修书院……”当他到了天河之后，除了主持编纂县志，还为后人留下了大名鼎鼎的“榜山题名”这一胜迹。
榜山题名是一处石刻，由林光棣在道光五年亲自撰文并请人镌刻在当时县治对面的山上（即今榜山）。石刻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明清时代涉及天河县和庆远府的一些进士、举人和贡生的名讳以及中试时间。此处石刻后来被人列为天河八景之一，有诗赞曰：“山榜宏开同雁塔，先儒姓氏列高低。”虽然之后没有人再能把名字刻上去，但是石头上的名字却一代代流传下来。山顶上原本还有一座可以观星揽月的塔，现如今也早已没有了踪影，只能跟石刻上那些人物一样，留下一个名号，任由后人凭空想象。就像崔颢在黄鹤楼题的那首诗所讲一样，正所谓“当年高塔随风去，此地空余石上名。”
林光棣天河上任伊始就完成两件大事，一是编县志，二是榜山刻石劝学。事功告成之后，他雄心勃勃地疾呼“县志书成贻后起，榜山石刻待知音”，急切地要唤醒天河这块人杰地灵风水宝地。在天河治上，他算得上是个爱民的好官，他没有喻迁善余馨那种把天河人民视为蛮夷的眼神，他认为“十八里中皆赤子，安民平政励吾箴。”
正如林光棣在榜山上的题句说的一样，“自今以始，约我胶庠，笃学敦行，奋兴自强，乡会题名，勒兹山傍。噫，今昔两三元，冯京陈继昌。桂林与庆远，时地相辉煌。系谁崛起鼎峙，而为邦家之光？”今日的天河已是人才辈出，虽无冯京陈继昌三元及第的高名，但也总算称得上没有辜负他当年的殷切期望了！
或许是旧时的惯例，上任的父母官均重视本辖下的文治，每每上任伊始就兴文教化。康熙十年被贬任天河知县的李时茂也曾有过如此的壮举，只不过不是在天河。他是由福州府的御史一下降职至知县，或许也如同当年黄庭坚贬官宜州一样，心中一定抑郁至极。
李时茂是辽东人，历任河北的曲周、江苏的盱眙知县，后行取为四川的试御史，转为福州御史，这样的仕途也算是一帆风顺了。其在曲周任上，也因为政事管理不善被人参过，但当时没有受到贬责。这一次不知因何故受惩，以至于严重到被贬至“蛮荒”之地的天河做一个芝麻官。
他去天河后的记载几乎全无，不禁令人产生无限遐想：是如同黄山谷一样殒命任上的结局，还是从此淹没在茫茫仕途之中……不过有一点应该能够肯定，李时茂来到天河的时候，已经没有林光棣那种奋发进取的激情，或许他每天就在县衙之中对酒消愁颓废度日，又或许是满心盘算着如何脱离山岭的藩篱回到繁华地。反正自此之后，史籍中便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记录了。
05
经过林光棣在天河提倡兴文教化后，天河出过举人，林国乔就是一个。
林氏家族是乾隆年间从外地迁入的，先人前期在天河县开办铁厂。历经几代繁衍生息，到林国乔便中了咸丰丙辰（公元1856年）举人。林国乔在咸丰同治年间，曾历任象州教谕、南宁府教授等职，后来病死在去泗城府上任的途中。据记载，他在任期间“用文法教授诸生，登贤书成进士如词林者数十余人”。这样一来，他就不单单是登蓬瀛的髦士了，而且还成了打造髦士的圣手。同时，他的三个儿子在清代也都有着贡生的功名，算是天河林氏一族在当时诗书传家的明证了。
说到教授育人，还不得不提到曾任民国河池县县长的清末乙酉贡生吴寄生。自从清末废除科举后，看到天河县的文化教育一度颓废不振，他不由发出“自从废却科名后，峭壁空悬不再题”的感叹。为了重振天河县的文化事业，他曾回到天河兴办新学。现如今天河街依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梁家大院，张家门楼，吴家书院。”这吴家书院说的就是吴寄生兴办的天河书院。
其实吴家书院的含义却远不止如此，还需延及吴寄生之子吴重光。吴重光是吴寄生的长子，曾在其父亲主持的学堂读书，后来到广东陆军军官讲习所就学。他在军校学成后没有从军，而是返乡创办了天河县高等小学和中学，并且兼任校长和教师，言传身教。吴氏父子相继投身教育事业，为天河兴文教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千百年间过往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天河边上那条小江河却始终如一。它从榜山身边流过，就如那淹没了喻迁善和余馨之辈的岁月一样，从不停歇。
榜山上的刻字在林光棣走后就沉默下来，沉默下来的还有天河的志书。因为自道光五年编纂《天河县志》后，官方也再没有正式的县志编纂出版。直到1941年，天河人潘伍光私人修史，才编纂了第二种《天河县志》。这本私修的县志抄录了当时天河县政府的统计资料，例如社会经济数据、行政分布等等，还有一部分是直接抄录林光棣的《天河县志》。潘伍光私修的县志收录了道光年间天河知县刘悌堂撰写的《榜山建塔启》，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关于榜山建塔的原始记录，是一份让我们可以了解天河掌故的珍贵材料。但是由于私人修史在经费和人员上都无法得到保障，于是这本县志就出现了不少的讹误。潘伍光将《天河县志》修竣后，没有能够将其铅印出版，只能是以手工抄录的形式留与世人，甚至连校对都没能真正进行。然而，哪怕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这部私修的《天河县志》也依然发着天河文脉相传的光辉，如点点烛火，代代相传。
抗日战争期间，虽然日本侵略者入侵现今罗城县域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天河作为县治还是被日本军队占领过。不幸中的万幸是被占时间不长，没有造成颠覆性的破坏和影响，从而也让天河的文脉得以延续下来并发扬光大。
解放后，天河县在1952年并入罗城县，从此变成罗城县下辖的一个乡镇。从那时起，天河的有志人士纷纷走出去，发散到全国各地。有的像喻训导一样在外桃李满天下，也有的如林知县一样做了父母官，更甚的是有人名声显赫享誉全国。
如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刘名涛先生，享誉文艺评论界，他曾为故乡天河八景赋诗“九曲龙江换小江，洞中含乐北陵苍；渔翁独爱三潮唱，金榜留名题凤凰。”
又如罗城天河籍的著名作家鬼子，原名廖润柏，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中篇小说“瓦城三部曲”——《瓦城上空的麦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在2001年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现如今的天河，不仅仅有“登蓬瀛”的髦士，其辖域内的百姓也都安居乐业，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几近消除文盲。当年喻训导和林知县的梦想，在新社会实现了。往日的百蛮野夷之境，今日已经尽为文明花开之地。
如果当年远道千里而来的喻训导再来故地，必定会折服在小江河畔。至于那位来无影去无踪的闽人如果重游天河的话，恐怕也不敢再拿笔题诗逞傲气了！
“天河之水天上来，万古长流洗腐埃。试看题诗谁个在，年年山榜有人开。”流传百世不朽的，必定是人民的。舍民为己的，高高在上的，必定会被历史打倒并一脚踩到泥土里冲进河水里，最终被遗忘。佛前的长明灯再细，也有人来给它添油。野外的烧山之火再旺，也有人去把它扑灭。
我始终坚信，人总是会觉醒的。只要人还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向往自由的火种就不会熄灭，过去燃着，现在燃着，将来还是燃着。
如星星之火，终会燎原。
作者简介：刘宏韬，70后，罗城县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现居罗城。90年代中期在南京读大学，同时期开始文学写作并延续至今，尤其热爱古文学。有小说散文发表于《广西文学》《金陵晚报》《河池日报》等刊物，诗词入选《罗城诗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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