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编辑部的成立 ——文坛忆旧之四 伍应祿
文学讲习班结束回校后，南宁地区文化局正准备把我调到南宁地区歌舞团去搞创编，故我业余潜心于戏剧创作。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正当我紧锣密鼓谋划调动之际，“文革”开始了。比起那些在“文革”中的大批无辜死难者来说，我还算是万幸的，不但绝处逢生，命保住了，而且在“文革”结束不久，十多年来完全中断文艺创作，和文艺界又已经完全失去联系。
1979年广西作家协会恢复工作，点名发展了一小批会员，我也名列其中。
如果说当改革开放的第一股春风在中国大地上刮起时，我也有幸被卷入其中的话，那么这就是《金城》编辑部的成立了。
记得是1980年底有一天,我的老朋友河池县文化馆副馆长邓克三叫我晚上到他家喝酒，我如约赴宴。记得当晚赴宴的还有我多年的好友兼棋友河池地委报道组成员韦志彪，河池地区歌舞团创作员蓝怀昌、周灼然，河池县文化局创作员宋安群，蓝、周、宋三位都是初次见面。
原来河池地区文化局准备将原来内部发行的《河池文艺》办成一个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派蓝怀昌负责牵头筹备。蓝经过多方调查后决定全部排除旧班子，重起炉灶，除了上述几位以外，还将调宜山县文化局创作员聂震宁和凤山县报道组成员谭鉴咏过来，初步决定由蓝任主编，韦任副主编，聂、宋、周、谭任小说和文学评论编辑，至于我蓝说想请我担任诗歌编辑兼刊物发行人。我们接着聊到刊物的名称问题，大多数人都赞成用《金城》，也有人提出用《魁星楼》，最后还是一致同意《金城》这个刊名。
这就是后来名满全国的《金城》文学杂志呱呱坠地的经过。
这里不妨谈谈《金城》的发行渠道。《金城》创刊号只印5000册，以后印数才逐渐增加。以往的报刊都是通过邮局发行。我们的刊物印好后，则只是通过邮局寄到销售者手中，然后我们只是付给代销者不到定价百分之十的代销费。代销员在代销时往往提价，有时甚至提到比定价高一倍以上，因此销售者也乐而为之。
1982年，我将诗稿事先编好后，就和柳州地区《百花》杂志的发行人黄丕录一道，乘江轮从柳州、梧州经广州再乘海轮至海南岛海口，然后又乘飞机到湛江，再从北海、南宁、玉林返回。我们一路撒下代销点，就这样把华南的销路初步打开了。以后我们也用同样的办法开辟了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和东北的销路。
1981年《金城》在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地点在河池，1982年在柳州印刷，1983年起改在桂平印刷厂印刷，为什么呢？印刷地点变来变去主要是考虑印价问题，因为桂平的印价最低且质量还不错。《金城》在桂平印刷时已经发行到每期约二十万份，桂平印刷厂为了印《金城》，特地新进了一批胶印机和装订机，全厂面貌焕然一新。我们曾开玩笑说，《金城》给桂平印刷厂带来个鸟枪换炮甚至改天换地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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