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与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

□桂西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习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何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领导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是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重要问题。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左右江地区爆发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之后，邓小平等从左右江地区民族及民族关系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民族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民族工作思想。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探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与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

积极探索，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分布在左右江地区一带山区或一些平原、田垌。长期以来，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遭受土官地主、豪坤恶霸、军阀官吏的残酷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入侵掠夺，过着被压迫被奴隶的悲惨生活。

在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语言、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带领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我党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没有提出具体的规定和措施。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斗争中，在没有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坚持我党、我军为各族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宗旨，领导红七、红八军前委、左右江地区党组织，以组织、发动、团结各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为目的，立足左右江地区的实际，针对少数民族群众的问题，成功地探索制定了一系列体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红七、红八军颁布的《目前实施政纲》规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苏维埃，分给农民；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免之自由；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男女平等。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1929年12月21日发布的《土地革命》中规定：“解放农民，推翻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可以免除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的剥削和一切封建的压迫，可以有能力改良耕种方法，发展农业，得到自由快乐的生活”。在土地革命有关土地分配中对瑶民的规定：对长期被迫居住深山垌场中的瑶、苗族同胞，愿意下山的分配土地和房屋，不愿意下山的根据他们的意愿就近分配山场给他们，废除对少数民族的一切捐税。另外，右江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劳动法》以及《目前宣传标语》、《土地革命大纲》、《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我们的主张》等都有民族政策的规定。还有在报刊、宣传小册子、课本也都有严禁歧视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禁止使用一切不尊重少数民族的称呼，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注意与少数民族人民干部搞好团结；少数民族在人身权利应得到保护和尊重等规定。邓小平提出和制定的这些主张和政策，充分体现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表明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红七、红八军前委，为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组织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解除少数民族人民的痛苦，争取自由和解放，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任务。这些主张和政策，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政策依据。它对于团结教育少数民族群众，激发革命积极性，投身革命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勇于实践，保障少数民族权益

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我们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一贯方针和政策。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邓小平根据左右江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勇于实践，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利益，提高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地位。

第一、各族人民有平等的参政、议政、参军和干部提拔使用的权利。

一是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中共红七军、红八军前委正确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壮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大量吸收壮族、瑶族的优秀分子到政权机关工作，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中都有壮、汉族人民代表，在瑶族杂居地区有瑶族人民代表，充分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作用。在政府组成人员中，充分照顾各族人民的参政权利，从右江苏维埃政府、左江革命委员会到各县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保证有较大比例的少数民族成员。如右江苏维埃政府首届委员会11名委员中，壮族、瑶族7人，占63.6%，第二届委员会全是壮族干部；左江革命委员会14名委员中，就有8名是壮族和瑶族的代表。各县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干部，有的甚至是由清一色的少数民族组成。各族人民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力，使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

二是少数民族青年都享有参加红军的权利。百色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全军辖三个纵队。第一、第二纵队约2000多人，其中，从南宁带来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转变过来的1000多人，其余大部分是右江各族工农子弟兵，壮族占一半以上。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县的壮、汉、瑶农民自卫军组成，少数民族红军占85%以上。在左江，龙州起义成立的红八军，是由本地区壮、汉、瑶等农民武装为主体组成的。正如邓小平1981年接见黄植诚的谈话时所说，“红七军是根植于右江各族人民之中的革命武装，壮族就占了一半”。

三是大胆启用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红七、红八军前委和左江、右江特委在实施民族政策过程中，大胆地在党组织，政权、军队及工、青、妇、农等群众团体中，提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成为根据地的栋梁。中共右江特委成立时，11名委员有9名是壮族，中共左江特委5名委员，其中有壮族委员2人。左右江地区各县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中，大多数是壮族，也有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在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骨干和桥梁作用。

第二、废除徭役、苛捐杂税，给少数民族分配土地。

红七、红八军打倒了军阀、地主豪绅武装，在革命根据地内宣布废除徭役和一切超经济剥削；取消苛捐杂税和债务，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收缴和焚烧土地契约，使各族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改变了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生活得到逐步改善。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过程中，右江苏维埃政府规定不分民族都同样可以参加土地分配，居住在大石山区的瑶民，也可与其他民族人民一样分到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可以下山经营和入住地主的房屋。由于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给瑶民改变生产条件提供了便利。在左江地区，1930年2月中旬，红八军一纵队到雷平县开展剿匪反霸，先后镇压欺压人民十恶不赦的太平土司李?x和处决安平郡世土牧、恶贯满盈的李德甫，并没收他们的财物分给广大贫苦农民，长期受奴役的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无不感谢红军，感谢共产党。

第三、各族人民享有特殊文化教育的权利。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给各族人民以平等的教育权利，并对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给予特殊照顾。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左江革命委员会规定县、区、乡都要开办劳动小学，免费招收劳动人民子弟入学；各县苏维埃政府拨专款发展地区的教育事业，派出教师，免费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1930年初，东兰县、百色县、龙州县相继成立了劳动中学、劳动小学。东兰县苏维埃政府还在瑶族主要聚居区的西山、中山、东山办起了瑶族初级劳动小学，使贫苦的各族劳动人民子弟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此外，红七、红八军政治部在各地还“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在根据地的广大城乡开办农民夜校和平民夜校，开展平民教育，使一大批没有上过学的少数民族农民受到文化知识的教育。在文化上，红七、红八军注意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利用和保护，采用汉、壮、瑶民族文化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成立各种文艺团体，设立群众书社、报社、演讲所、体育场及俱乐部等。此外，还采用壮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唱山歌、演戏剧等形式在城乡进行宣传，以方便少数民族人民接受。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使左右江各族人民得到一次读书的机会，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四、少数民族在人身权利方面得到保护和尊重。

邓小平等在努力实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一律平等的同时，也给各族劳动人民以人身自由的权利，实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人身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没有虐待、欺负、歧视少数民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注意与少数民族人民、干部搞好团结，对于那些违反民族政策，歧视少数民族，影响民族团结的人和事给予严肃处理。从而保证了各族人民行使人身自由的权利。

开拓创新，民族工作卓有成效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工作，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邓小平从左右江地区的实际，开拓创新，组织领导、团结教育各民族群众，使民族工作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取得了卓有成效，赢得了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第一、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改善民众生活。

百色起义后，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为满足广大各民族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先后在右江地区广大乡村逐步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首先，在农村开展清查土地、人口和焚烧契约，没收地主豪绅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没收地主劣绅的财产充公，或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其次，邓小平在东兰县韦拔群的家乡东里屯办了一个共耕社。共耕社把全村的土地划片耕种，劳动力、耕牛、农具统一调配使用，共耕社办得很成功，当年粮食获得大丰收。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的下冻区也组织了一个有40多户农民参加的共耕社。经过实行土地革命，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第二、加强教育培养，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随着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作的内容和重点有了变化，需要有一批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善于发动、教育和团结凝聚群众的民族干部队伍。因此，邓小平在实施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工作能力的提升。1930年间，右江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在邓小平的指导下，相继开办各种培训班、学习班，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培养民族干部。红八军成立后，为培养军政领导，开办军事政治学校，学员来自部队和赤卫队的班排干部和地方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些学员中，除了部分是外来干部外，多数是左江地区壮、汉、瑶族干部和进步青年。通过培训、教育、锻炼造就了一批革命骨干，尤其培养了一大批土生土长，密切联系群众、熟悉本地情况、受到群众拥护的少数民族干部，后来有不少成长为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干部。

第三、正确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干部队伍结构比较复家，既有本地干部，也有外来干部；既有少数民族干部，也有汉族干部；既有少数民族本地干部，也有汉族本地干部。其中，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占大多数。因此，正确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是正确执行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期间，邓小平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贯彻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处理当中，不管是外来干部还是本地干部，都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各族干部密切合作，共同战斗，人人平等，共同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由于邓小平正确地处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彼比合作，团结互助，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当时我党领导建立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有效地开展民族工作，建立具有鲜明民族特点新型的民族团结红色革命政权，成为我党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成功典范，为我党民族政策的形成作了非常有益的实践探索。我们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90周年，缅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为指导，做好新时代民族自治工作，团结各族人民，为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而努力奋斗。

（执笔人：韦强崇左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文史学习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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