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 “快乐事业，莫如革命”
刘绍卫
20世纪20至30年代，轰动全国的右江革命斗争，是照耀广西人民前进的一座灯塔。这其中，有一个人的精神照亮了整个右江流域，令广大处于黑暗的民众看到了通向光明的道路。他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袖、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韦拔群。
韦拔群出生在东兰一个靠贩运致富的商人家庭。他从小同穷孩子玩，憎恶社会不平，曾把祖父的钱箱撬开分财给小伙伴，被长辈骂为“败家”。他14岁入东兰县立高小，16岁升入当时宜山县庆远中学，不久因反对校长的腐败作风被开除，家里让他到桂林广西法政学堂就读，他只读了一年。为了开阔视野，寻找一条能真正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韦拔群到广州、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游历、考察，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肆意践踏，地方军阀对人民大众的欺凌压榨，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热情，坚定了他振兴中华的信念。
1921年，韦拔群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打出“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的口号，决定凭借在外学到的革命知识为老百姓的福祉而斗争。他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家产，购买枪支，组织“农民自治会”“农民自卫军”，并把改造东兰作为第一个目标。1923年，韦拔群领导农民自卫军，3次攻打东兰县城，赶走了旧政府官吏和麇集在县城的土豪劣绅，释放了被无辜关押的群众。“三打东兰城”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兰封建统治势力，震惊了广西省当局。受到镇压后，东兰的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韦拔群转而深入思考、努力寻求革命胜利的道路。
1924年仲夏，广州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同年秋天，韦拔群和陈伯民摆脱敌人的通缉追踪，绕道贵州、云南、香港，于1925年初到达广州。韦拔群和陈伯民进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学习过程中，韦拔群受到彭湃、邓中夏、陈延年等人的教育启发，学习新三民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他常常用东兰农民反贪官污吏斗争的实践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论证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他从一个自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认识到非实行民主革命不足以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而要取得农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只有以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
结业后，韦拔群回到东兰，效法广州农讲所，在东兰武篆的北帝岩（1930年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来视察时，将其改名为列宁岩）开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农讲所主任。来自东兰、凤山、百色等11个县的农民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运的进步青年学生共276人，参加了农讲所的学习。韦拔群、陈伯民等教授了《各国革命史》《苏俄概况》《经济学常识》等课程。韦拔群还用东兰武篆的民歌宣传革命思想。通俗易懂的东兰武篆民歌，使农讲所学员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
1926年，韦拔群领导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并任主任，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韦拔群所部编为红七军第三纵队，他多年辛勤开拓的东兰根据地成为右江苏区的中心。
在右江的土地革命中，韦拔群和邓小平一起走村串户，研究分田和组织生产。当时他们曾推出一个带有合作性质的“共耕社”，不过只作为试点性质，认为还是坚持“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为主体。1930年10月，红七军根据中央命令北上，韦拔群将有战斗力的队伍都拨给主力，自己留下来，临别时表示：“一定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当时，广西这块热土上的英勇抗争，鼓舞全国人民。
韦拔群的生活作风是艰苦的，在吃、穿、住、行方面，都十分简朴。在生活方面和普通的战士一样，从不搞特殊化，大家都为他伟大的革命理想和乐观主义精神所感动。“穷人闹革命，众乡亲，雄心要坚定。今日处境恶，但相信，雾散天会晴。想起好前境（景），浑身劲，糠菜也甜心。”韦拔群创作的这首革命诗《革命到底》体现了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开怀乐观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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