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国有林场： 倾听大山深处的心声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围绕“保护生态、保障职工生活”推进国有林场改革。近日，本报记者深入略阳、留坝、勉县三所国有林场，从陕南一线护林员们的视角，探访了国有林场发展的人文生态。
本报记者 梁潇 实习生 段伟秩
从伐木到护林：巡山虽苦，森林绝无小事
今年6月，勉县国有张家河林场，成立于1962年。49岁的郑小新是林场的老护林员了，“林区43年无火灾”，是张家河的一线护林员们最欣慰、最光荣的成就。
张家河林场，由于地处偏僻位于全县最西北，还被称为当地的“大西北”，与甘肃接壤。同一座山上，国有林场位于集体林的上部，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更是生态脆弱的管护区。自1999年禁伐之后，林场的主要任务，从贡献木材转到了管护山林。
郑小新说，“巡山不走回头路，装备就是这两条腿”。早晨赶早从这条沟进去，看看有没有陌生人进来，有没有盗伐树木，盗采珍稀树种和名贵的药材等等。每天步行七八个小时，再从另一条山沟走回去。有路程太远的，还得住在山上，第二天赶早下来。
1月至5月巡山防火；6月到10月防汛、防病虫害，补栽苗木，因为这里秋季的成活率最高；10月到12月，山林又进入了防火期，春夏秋冬常年无休。经年守在深山，几乎人人负责两千多亩的森林，年工资水平在两万元左右，林场在禁伐后没有效益，只能拿到60%。
常常一座“石头山”上，找不到一块大于二十平方米的土地，三分之二的管护区在山尖，他们个个是野外生存的“高手”。当地人敬仰地将他们称为“森林卫士”。一些护林员与当地村民也相处成了家人，过年时老护林员独守林场，老乡还喊他来家吃顿年夜饭。
当然，护林员也有“唱黑脸”的时候。在管护中产生一些不理解的误会，周围的人们上山采药放牧，认为林子是公家的，“过一过就过去了”。但森林也有新陈代谢，为了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延续性，“我们只能守住了原则”。
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老场部土坯房，是护林员们在山上唯一的落脚地。年久失修，小雨小漏，大雨大漏，“我们一坐一个晚上”。
去年10月的一个雨夜，郑小新和同事们刚刚睡下，听到被子上砰砰掉东西，伸手一摸是下雨了，漏雨的地方就在头上，他们赶紧把床挪到中间，没过一会儿又漏了。把十几个宿舍全都挪到一起也漏了，老房子从二楼到一楼全漏透了。
很多年来，护林员们的生活非常不易，喝水是取河水沉淀，吃的也要从城区周边运来，直到年初才解决了老场部维修和饮水的问题。
然而，当郑小新回忆起自己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林场岁月时，他反倒说了一句令人意想不到的话，“现在想想，我也是个历史的罪人呢”。
说来话长，林场成立之初，主要的任务是伐木，为国家和当地的建设贡献木材。据郑小新回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中，林场每年的木材供应指标是三千立方米左右。而在那时，伐一棵40厘米的木材，会毁掉周围几十棵的小树，“倒一棵树就牵连了一亩地的树”。
陕南森林的树种分布多为杂木林，不同于东北等地的森林密集性，一般林子每公顷的木材蓄积量只有100到200立方米，以50%可采伐的数量计算，每公顷森林只能出50立方米的木材，成熟林只达到60立方米。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场突发的洪水滚滚而来，“木头渣子都冲到了河道里”。郑小新感慨：“我们损失很大，可惜不可惜，这是森林对我们发出的警报！不是说生态文明么，我的工作从伐木转到护林，生态的责任无限大，太重要了。今天巡山再苦，也没有护林的事大，我们要为国家、为子孙后代守好了啊！”
从职业到信仰：父子两代，把使命传下去
2015年6月，留坝县国有闸口石林场，距离县城38公里，位于秦岭的主梁。汽车上了这般崎岖的山路，仿佛遇见了顽皮的孩童，接连翻过一个个山头，整整一上午的艰难跋涉，左转右转早已让人没了脾气。
“辛苦倒不怎么辛苦，只是我们必须待在山里。一天到晚见不到一个人，待得人都不善于和人交流了。”42岁的林场职工余军腼腆地说，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禁伐之后，林场的职责全在森林管护上，今年是他第22年在林场工作，一大半时间是做了管护员。
为了森林的防火安全，护林员一个人过春节，在山里并不稀奇。“妻子如果不能同甘共苦，家庭也过不下去了。我们长期不在家，钱也拿不回去，富裕的生活也给不了。”余军说，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在县城一边打打零工，一边照顾上高二的孩子。
“几个月前，我家人先后生病，感到欠家人的太多了。”这对于余军来说，最对不住的人是家人，最大的动力也是来自家人。因为余军的父亲，也是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的“森林卫士”。一段父子两代护林员的薪火传承，讲起来仍让人泪流满面。
“我们家对林场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当年，余军还没有出生，父母亲都在林场工作，父亲却在一次下山采购的路上，不幸遭遇了车祸。母亲艰难地将他生了下来，他和哥哥也都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后来，林场禁伐后没有效益，工资经常发不全，哥哥也在一次人员精简中离开了林场。这时，母亲却对余军说，“咱们家总得有一个人守林场啊”。守护这片绿色的森林，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也伴随父亲母亲的坚守，早已融入了余家的血液，成为坚不可摧的信仰。
于是，他坚持留了下来，“我得接好我父亲的班哪”。十多年来，巡山护林很难见到一个人，“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人”，有时远远见到老乡放牛，在集体林和国有林的交界处打个招呼，老乡便离开了。他常年不在家，“家庭根本没有照顾到”，每当难得回家一趟，“进家就捡重活干，匆匆忙忙”，与妻子与孩子的交流都少之又少。
有那么几年，离开林场的朋友们，随便摆一个路边小摊摊，也有了千百块的收入。余军的工资还在250元徘徊，大家也拿这250元开开玩笑。他不是没有过纠结，但来自家人的力量，让这纠结瞬间化开了，“我想再怎么也坚持一下，这一坚持就坚持了这么多年。”
“我也很幸运，外面人来这里，就是天然氧吧！”如今，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余军现在还是紫柏山景区的工作人员，2012年林场棚户区改造项目，余军在县城周边分到了93平方米的新房。2001年在紫柏山栽下的三千亩树木成林，其中700多亩都是他带人栽下的。
“看着沿路成林的落叶松，我不觉得虚度了人生。有时候回家陪老人走路，或者把老人领上山，他们也讲一讲上一代人的经历，指着林子说这一片是他们育的，那一块林子当年是什么样子。老人们很自豪，我也很幸福。”眼下，余军还有一个心愿，希望在这次国有林场改革中，长年的低工资可以改善一些，多少给家人有个交代，生活提供得好一些。
从担当到改革：生态核心，从未被时代遗忘
今年6月，略阳县国有观音寺林场，1958年成立。林区海拔最低900米，最高2300米，场部海拔800米，距离县城73公里。这是一所全额财政拨款的国有林场，位于汉江北源生态涵养林的核心区，没有伐木期的经历，自成立的任务就是护林。
林区有种子植物1700余种，珍稀动植物20余种，不乏秦岭冷杉、红豆杉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灯台七等珍稀药材。护林员平均管护面积达到七八千亩，最远的管护区有十七八公里，最近的也有五六公里。
摔跤、打滑，“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最担心的是“林区不通公路，至今没有通讯信号”。人一进山就等于失去了联系，什么都全凭自己应付。巡山路上没有一双专业的登山鞋，更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设备。在野外露宿时，拿篷布铺在地上睡，用石头垒一个封闭的火炉，以最原始的办法来防御野兽。
“这是皮外伤，不要紧，就怕有蚂蟥爬到身上去，那吃饱了才出来呢。”老场长牛义升摸着他划伤的胳膊说，伤是前两天上山摔下的，“并无大碍”。但是，老场长很担忧，现在“巡山全凭一副好体力，老职工慢慢干不动了，十年也没有新人进来了”。
老场长讲道：林场都在偏僻的地方，生态潮湿，一个字“荒”，不通路不通网，待遇又不高。太缺少懂技术的年轻人了。在观音寺林场，有5位在岗职工，两位30岁以上、一位40岁以上、两位50岁以上，还有6名社会管护人员。没有一位女性，没有一位大学本科生。
2009年，在场部到山脚下才通了一条过摩托车的土路。平时，护林员用一个半小时到达山脚下，再步行三个小时到达国有林场的管护区。尽管森林调查、实时地形图、遥感定位技术等已在其他领域普遍使用，但国有林场的森林管护还是传统的手段，用得是解放鞋、木棒、大刀、手电等等。
陕南国有林场的边界很广，巡山护林还主要靠体力。护林员们使用的地形图和分布图，还是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老图，存在失真状况。钻山进林，翻过一条沟又走一条沟，尽管每两天巡山一次，走错一步也就迷路了。这给森林管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限制。
他还说：由于地方投入资金配套能力有限，林场只能首先保证职工工资的正常发放，林区通讯、电力、饮水、道路等欠账都很多。国家天保工程的经费划拨，实际是“以养林来养人”，但在基层是以“以养人来养林”。
不仅如此，国有林场的一林一地，全部禁止流转，病虫害等卫生采伐指标也在国家。而在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林下经济产业政策上，一些附近村子能享受到的支持，林场却因为不享受三农政策被“边缘化”了。
时代在发展在变化，国有林场和一线的护林员们没有被时代所遗忘。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很多在一线的护林员们说：从2005年国家决定改革，到新的改革方案的出台，他们“整整等待了十年”。
“林场不能没有新鲜血液，我们需要一大批的年轻人参与建设，需要不断更新现代化的管护设备和手段。林业的发展要活起来，也需要多元化的国有林场改革模式。当然，这必将是在基层的实践中，一步步孕育、生长和繁荣的。”老场长牛义升说得深有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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