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从粗砺的“岩石”上开出花朵
拿着矿石标本对照研究报告，是施玉娇的日常工作之一 记者陈静摄
?何佩佩正在检修电力设备
?图为袁冬梅在进行物证检测。（资料图片）
编者按：现代社会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我们总是提倡男女平等。可是在面对一些职业的选择时，大家总会有意无意地给它们打上性别的标签。有这么一些工作，辛苦、劳累、环境恶劣，常人都会认为这是男性的天下；但是往往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其中依然活跃着女性的身影。经常出入凶案现场的“法医”、抢修电缆电线的“电力工人”、野外勘探作业的“地质勘探员”……这些职业对于女性来说，要求显然更高。她们的肩膀也许没有那么宽厚，她们的手臂也许没有那么有力，但她们凭借着坚强、毅力和女性特有的细腻，在这些男性占大多数的职业里，做得有声有色。“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让我们走近这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人，听听她们背后的故事———
地质勘探员施玉娇：盛开在矿产勘探行业中的蔷薇花
人物速写
施玉娇，1983年生，2010年毕业后成为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地质所化学勘探组成员。高挑的身材，齐耳的短发，利落的言行举止中带着些书卷气息。
她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矿产勘探工作很苦，但对我来说，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那么所有的困难都不再是困难。”
□本报记者陈静实习生崔丽娟
见到施玉娇时，她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收集回来的矿石样本。不大的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最为惹人注意的是屋子里矿物标本架上满满的矿石标本。
放下手上的工作，她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2010年，从西安石油大学毕业的施玉娇，来到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化探组工作。研究院有100多人，但只有11名女性，除去文职管理类的岗位，能去野外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而在化学勘探组，她是唯一一名女性，并且已经工作了四个年头。四年的时间里，她去过矿区，参与过野外勘探。在这个大家并不看好女性参与的工作中，她凭着自己的努力坚持了下来。
难：选择难，家人理解难
1983年，施玉娇出生在黑龙江省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中的独生女，父母希望她将来能够在身边陪伴，从事诸如教师或者医生这样稳定的职业，而性格爽朗的她一直向往有挑战性的生活。高考结束在填报志愿时，她并没有听从父母的意愿，背着家人偷偷报了一所省外的大学，并且选择了一个当时让亲戚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专业：矿产普查与勘探。
直到后来收到西安石油大学录取通知书，家人才知道，这个外表文静的女儿做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爸妈当时气坏了，我开学离开家后，妈妈直接病倒了。”施玉娇颇为感触地说。她告诉记者，性格像“假小子”的她，不是不理解父母的苦衷，但她并不喜欢那些成天待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亲近大自然的户外工作才是她的理想。
等到真正进行野外实习后，她才发现，虽然跟她想象中的一样可以在户外考察实践，但是作业环境却并不如想象中那般轻松：勘探时的跋山涉水，是家常便饭；野外考察时的恶劣环境，更是常人无法想象。
当时班上60多名同学中，只有9个女孩子，她们在毕业之后，大部分都在油田做文秘或者化验员的工作，只有施玉娇选择了矿产勘探。
苦：勘探苦，选了就不后悔
“那么苦那么累的矿产勘探，加上家人的反对，你有没有后悔过？”当听到记者这样问时，施玉娇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没有，因为这是我自己喜欢的呀，就算苦也是苦中作乐吧。”
2011年，施玉娇与5名同事去云南大姚县勘探矿产，一行人中只有她一名女性，从民工到同事清一色的男性。而大姚县地处山区，他们要去的矿区离县城还有三个小时的路程。
到了目的地，恶劣的环境超乎了她的想象。“没有通电、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话信号，让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原始社会。”施玉娇笑着打趣道。她说，想打个电话，都要花个十来分钟爬到山顶；想洗个澡，更是成了一种奢望。
回想起这段经历，施玉娇跟记者开玩笑说：“在云南勘探的这段时间里，创了我的一个记录，整整半个月没洗澡。”白天爬山一身汗，晚上只能用湿毛巾擦一擦。在山里饭菜只能随身带，她和同事常常带馒头或是盒饭。夏天还好，到了冬天，冰冷的饭菜根本没法下咽。
从2010年参加工作以来，施玉娇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野外勘探中度过的。桂林荔浦，柳州金秀，云南大姚，梧州岑溪……她奔波在不同的矿区，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可她有自己的感受：“在那样僻远的山区，夜晚头顶上都是星星，满耳的虫鸣……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在施玉娇看来，做地质工作野外经历是不可或缺的，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是做不出成绩的。
“矿产勘探工作有时候真的很辛苦。可是既然已经选择了，我就不会后悔。”她伸手理了理头发，对记者笑了笑说，“常人总是觉得这工作辛苦，但是如果是自己的兴趣所在，那么所有的困难都不再是困难。”
甜：成果甜，成就感源于被认可
对于一个矿产地质工作者来说，能真正发现一处矿产，便是最大的成就，也是所有艰辛的回报。但是矿产从勘探到开发，则是一个从几年到几十年跨度的漫长过程。
“那些写在书本里的知识，比如断层、比如褶皱，只有在亲眼看到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理解是什么。”在勘探过程中，施玉娇总是习惯记录下一些看似平常的东西，并与书中的描述作比较。她有时也会将自己记录的东西整理成文章发表，然后带到地质会议上与专家们探讨。在她看来，这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提升。2011年11月，研究所的领导派她去北京参加全国地质学会议，她带去的论文就是有关云南大姚之行的成果。
“只要有一个人认可我写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细节，我都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她说，“后来知道论文获评全国优秀奖，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这半年的辛苦没白挨，值了。”
在研究所里，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提起施玉娇都赞扬不已。“大部分的女孩子都愿意待在办公室工作，可是她却不一样，吃得了苦，对工作又有热情。”桂林地矿院地质所副所长敬荣中说：“对于一个女同志来说，既要顾家又要顾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她却没有抱怨过，这真的很难得。”
电力技术人员何佩佩：给居民带来光明的太阳花
人物速写
何佩佩，25岁，桂林供电局电缆综合班初级电力技术人员。作为全班组（13人）唯一的女生，何佩佩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阳光开朗、热情大方。已经工作3年的她，工作起来并不比男同事逊色。
她说：我也想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就必须有所付出，因为我们肩负着的是为老百姓输送光明的责任。
□本报记者秦紫霞文/摄
见到何佩佩的那天，他们班组刚好准备出去对供电线路进行巡查维护，以确保供电稳定。整齐清爽的工装、高高扎起的马尾辫干净利落、灿烂的笑容、眉宇之间那与生俱来的亲切感，让何佩佩在人群中非常显眼。
何佩佩所在的电缆综合班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团队，全班组13人中，她是唯一的女性。全班组管辖着264座小型开闭所和15座大型开闭所，每座开闭所都连接着千百家居民的用电线路，网络纵横交错。何佩佩和班组的每个男同事一样，每天奔波在各个分接箱之间，进行开闭所的定检维护、更新改造、事故抢修等等，以确保设备和电网安全运行。
“因为考虑到安全性，下雨天是最难操作的，遇到雨天抢修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何佩佩告诉记者，由于他们班组负责的主要是地面电缆，外勤工作比较多，加上许多电缆埋在地下，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很多时候必须钻进电缆井甚至地下管道里进行抢修，一上来整个人都是一身污水、一手的泥浆。如果是冬天，衣服都会湿几层。”何佩佩说，由于自己是班上的“独苗”女孩，所以大家对她都很照顾，很多特别需要体力的活男同事都会抢着去做，以减轻她的负担。“我还算是有点力气的，但是很多检修设备都是很重的，特别是电缆、电线，一般都有五六十斤。出去抢修时，男同事们用手拿，我要用肩膀扛才能扛得动。”何佩佩笑着说，工作这几年，她的手臂越来越有劲了。
“除了每天的例行巡查和实验外，我们还要负责处理班组辖区的各种突发的电力事故，抢修是随时待命的。”何佩佩说，她最怕听到的就是抢修，因为这就意味着，一片居民区的用电响起了警钟。“我最记得去年的一次电力抢修，我们足足花了两天的时间，昼夜不停地排查、寻找故障点。抢修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脚都快不是自己的了。”何佩佩回忆道，2013年7月，他们班组被通知东安线主线出现故障。班组迅速出动，分为两组进行故障排查。一组从香江饭店出发，向南航公司方向查找，另一组则从琴潭停车场附近出发向香江饭店方向查找。“只要找到了故障点，抢修就会顺利很多，但最怕的就是不知道哪里是故障点。”何佩佩说，为了准确找出故障点，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并不算轻的探测仪器，对一个个地下电缆井进行地毯式的排查。“我只记得我们不停地走、不停地查，从白天排查到了晚上。经过两天的时间，总算是抢修成功了。”何佩佩告诉记者，在抢修时，必须分秒必争，因为居民用电不能被耽误。
除了日常的工作，何佩佩还负责进行各种耐压试验、设备试验、技术项目改造等工作。“比如新建一个开闭所，需要进行多次的试验才能安装。这些工作中，女孩子的细致和细心就很能派上用场了。”何佩佩说，她大学的专业是供用电技术，从选专业的第一天起，她就知道她必须不断实践、不断钻研，才能以专业技能保证提高工作效率。
何佩佩告诉记者，在参加工作以前，她特别爱漂亮，喜欢打扮自己，比如画指甲什么的。但自从当上了电力“工人”，打扮就似乎离她很远了。她扎起了头发，剪短了指甲，晒黑了皮肤，工作中更是轻重不挑剔，有活儿就干。“女孩子当然希望自己漂漂亮亮的，但既然做一行，就必须把自己当成半个男生，就必须有所付出，因为我们肩负着的是为老百姓输送光明的责任。”
女法医袁冬梅：用“心”破译犯罪密码的铿锵玫瑰
人物速写
袁冬梅，女，1983年出生，是兴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的一名法医，全市少有的出现场的女法医。“法医工作虽然很脏、很苦，但非常特殊和神圣。尸体往往最能反映事实，掌握好了就可以替死人说话，伸张正义，我觉得很有意义。男同志能干好，我相信我也能！”这是袁冬梅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本报记者汤世亮
“女法医在法医这一职业中的确很少见，但也并不是表示女的就不能做，只要愿意多付出，就没有我们女性做不了的事情。”说这话的是兴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的女法医袁冬梅。
2007年从桂林医学院临床专业毕业后，袁冬梅进入市内一家知名大医院做医生。两年后，生性喜欢挑战的袁冬梅得知兴安县公安局招聘法医，她便报了名，没想到很快就通过了各项考试，成了兴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的一名法医。“我知道很少有女性从事法医这项工作的，这项工作需要经常与死尸打交道，很多人都避而远之。”袁冬梅笑着说，在兴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共有4名法医，除她之外全都是男性。而在全市出现场的女法医也屈指可数，不过两三人。
2010年2月，刚到单位的第三天，兴安县就发生了一起抛尸案，袁冬梅接到任务就跟同事赶到抛尸现场。第一次出现场就让袁冬梅“心惊肉跳”。“那时队里一名老法医生病住院了，就我一个法医。”袁冬梅回忆说，现场整个尸体已腐烂，只剩大腿和腹部还有些软组织，成千上万只蝇蛆从尸身上爬出来，尸体腐烂的恶臭让袁冬梅恶心想吐。“虽然我之前也解剖过死尸，但这样尸体腐烂的场景还是头一次见到，我整个人都被震惊了。”袁冬梅回忆说。但袁冬梅很快就清醒了过来，“这就是我以后要从事的工作，我不能第一次见到就退缩了。”袁冬梅跟记者说起她当时心里的想法。就这样，袁冬梅开始了她的法医生涯。
2012年1月16日上午，家住兴安县双拥路一小区的廖女士报案称家中遭窃，金项链等物被盗。然而，民警却发现在廖女士家里嫌犯没留下盗窃指纹。面对不留一丝痕迹的作案现场，侦破工作遭遇瓶颈。
巧合的是，2个小时后，交警在兴安火车站路段设卡例行检查时，拦下一辆试图冲卡的小车，车上3名男子2人逃跑，一名被抓。交警还从车后厢中发现很多车牌和一条金项链。
在派出所，细心的民警发现，被抓男子所持金项链与廖女士丢失的一模一样。但面对民警问询，狡猾的嫌犯坚称项链是自己的。为寻找证据，民警请来了法医袁冬梅。
很快，袁冬梅就从项链上提取了生物物证，并分别将其与嫌犯和廖女士身上的生物特征相比较。比较后，项链上的生物物证“告诉”袁冬梅，廖女士才是项链真正的主人，嫌犯在撒谎。
铁证面前，嫌犯哑口无言。他怎么也想不到，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流窜作案方式，不留任何指纹的作案现场，一条项链竟能揭露真相。最后，他只好如实交代了自己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可另两名男子，嫌犯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时，袁冬梅在车上的烟头和水瓶上分别提取了生物物证，最终帮助民警将两名有前科的男子抓获。
“法医职责就是要通过尸体和现场的一些蛛丝马迹来还原案发现场，分析死亡过程或者找出犯罪嫌疑人。无论是面对爬满蛆虫的腐尸，还是面对白骨化的残骸，我都不能退却。因为越是这些令人望而却步的现场，越有可能发现最为关键的破案线索。”袁冬梅说。
起初，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放弃受人尊敬、工作环境舒适的医师不做，到县里做一个经常和死人打交道，与血肉模糊、臭气熏天的腐败尸体零距离接触的法医。“法医工作虽然很脏、很苦，但非常特殊和神圣，尸体往往最能反映事实，掌握好了就可以替死人说话，伸张正义，我觉得很有意义。男同志能干好，我相信我也能！”袁冬梅笑笑说。
对于一名女性来说，从事法医工作，不仅仅要经常与腐烂、破损的尸体打交道，还要接受体力脑力的考验。“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尸体漂浮在池塘、水沟这样的情况，我不仅负责解剖，为侦破工作提供线索，还要自己动手将尸体捞上来。”袁冬梅说。袁冬梅怀孕7个月的时候，由于队里另外几名法医同时到乡下出现场了，县里的火葬场有一具腐烂到无法辨认的尸体需要取软骨做DNA检测，袁冬梅二话没说，便挺着大肚子赶到了现场。“其实后来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如果当时不小心感染上了细菌，孩子就可能保不住了。”
“其实做什么工作都有意义，只要工作需要，我们女性如果肯付出努力，也同样能做好。”袁冬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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