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口述历史不愿做副官的中士
□刘玉文/摄
李接福（尹振龙）
1917年6月出生于河南鹿邑县大尹庄。1936年加入中央直属独立炮兵第6营，参加了武汉会战。1939年加入第5军200师，参加昆仑关战役。后流落桂林打零工谋生，现居临桂。
2013年5月13日下午，我们从桂林市区一路驱车30多公里，来到李接福老人所在的大铁炉村。
老人的屋前屋后种了不少花草。走进老人低矮破旧的土坯房，一阵花草的清香夹杂着鸡粪的臭味扑面而来。
李家狭窄的堂屋里放了一张桌子、一辆三轮车和几张椅子，屋里凡是能放下东西的地方，桌子、椅子、板凳上都堆满了各种杂物。潮湿的地面上，有的地方已经长出白色的霉菌。堂屋上方的破旧几案上，有几瓶好酒特别惹眼。老人后来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有着和他类似经历的抗战老兵的后人来看望他时送的。
我们去的时候，屋子里静悄悄的。侧屋昏暗的房间里，李接福的老伴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见有人进屋就赶忙起床，倚坐在门槛旁，和我们一起等待出去串门的老爷子回家。
十来分钟以后，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光头老者，在他孙子的陪同下出现在我们眼前，他身子骨非常消瘦，个子不高，穿一身老式的军色旧外套。老人一边歉疚地唠叨着家里太乱，一边招呼大家落座。老人的身子看起来有些虚弱，但声音还洪亮，耳朵有点背，他说那是抗战时期打仗被炮声震的。
老人坐在热心人士送的藤椅上，迫不及待地说起了当年的抗战经历，眼里始终闪着激动的光芒。
这个将过97岁生日的老人，语速很快，思维也尚清晰。只是确实因为抗日战争已经时隔多年，回忆起那些战争片段的时候，他偶尔会把场景和时间跳跃起来讲述。
今天早已远离了战争，但对于那段历史过往，老人每次向人提起都会感到无上的光荣。或许是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他的性格非常乐观。他的家人告诉我们，一年多前每逢圩日，老人都会踩着三轮车把自己栽培的花草拉到街上卖。庙头圩上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位卖花的老人，曾经为了国家和民族，在战场上和敌人短兵相接，搏过生死。
作为一个来自北方的外乡人，李接福老人在广西桂林临桂县扎根几十年，过着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说起早年在各种运动中历经的磨难，老人的嘴里不时蹦出一两句骂娘的话来，有时也会大笑，像是自嘲，更多时候，让倾听者觉得他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
老人的子孙都较有出息，各自的小家都建起了新房，他们也都希望老人去新屋跟他们一起生活，但固执的老人与老伴坚持住在老屋。老人喜欢种花种草。他说，自己住自由。
不过，老人告诉我们，政府规划的一条公路刚好要通过他的宅基地。不久的将来，他的老房子就要被拆掉。到时候，他就去跟晚辈生活了。
一
我原名叫尹振龙，老家是河南鹿邑县大尹庄村的。
我屋里头一起有五兄弟，母亲40多岁就去世了。我10多岁的时候，由于屋里头太穷太苦，我就去做学徒打铁，学了几天学不好，又总是不给吃饱。刚好一个当兵的同村人回家探家，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跑出来了。
1936年3月，我进入中央直属的独立炮兵第6营3连连部做掌工。因为当时的炮都是靠马拉着走，四匹马拉一门炮，连队里要养马。我和另外几个掌工一起主要就是帮马打掌钉。那个年代，炮兵和骑兵部队都离不开掌工。
1937年8月，部队奉令调往湖北武汉江北田家镇半壁山一带防守。
田家镇是长江北岸最重要的军事重镇，与南岸的马头镇、富池口相呼应，形成长江屏障武汉的门户，因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出重兵镇守。武汉会战前，国民党军统帅部在田家镇设立了“田家镇要塞司令部”，驻有炮兵部队和一个步兵守备营。
1938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们趁黑坐轮船去田家镇长江边布防。第二天一早，我们二连和三连两个连队就已经分别架好四门炮在东西两岸，就等鬼子过来。
7点多，鬼子的船开过来了，炮兵接到命令开始向江中开炮，战斗很激烈，我们用野战炮打沉了鬼子两只汽轮船以后，他们就不敢再过了。后来到了后方才晓得，政府登报讲，当时日军被我们打沉的有四艘军舰。
日本人也很狡猾，看那个地方太窄，他们的船只危险，又有我们的炮兵把守，蛮难通过的，就派了大量步兵迂回过来包抄偷袭我们。没多久，负责保护我们炮兵连的步兵顶不住，被打退了。我们连长用望远镜观察附近战况，发现有一队步兵正向我们的阵地靠拢。他讲：“不对，这不是我们中国兵，这是鬼子！”
他估算着日本兵距离我们只有五百米远了，就大声喊：“赶快动手！炮兵把炮弹换成空爆弹。”原本大炮炮口都是朝上的，连长指挥改成平射，计算好距离和爆炸时间对着鬼子平射。
观察军官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喊口令指挥炮兵，远距离多少公尺，近距离多少公尺，爆炸时间多少秒，接着喊：“发射！”
轰……轰……
炮弹在鬼子的头顶爆开，弹片像下雨那么下，他们想跑都跑不了了。炸死了好多鬼子哦，他们就像风吹草一样地麻直倒。
要不是连长发现他们，我们差点儿全部给日本鬼子打死了。
开始的时候，看见那些鬼子就和蚂蚁一样的多啊，我们的野战炮射程原本可以打12公里的，打到最后炮发热了，只能打到8公里左右了。那时候一直拿起炮弹就放，拿起炮弹就放，那炮弹炸得响啊，我的耳朵现在都还是聋的！打到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炮弹都快打完了。直到下午4点多，才把他们打退。
我们把炮收拾好，然后用马套起，其中有一门炮拉不上来，想想反正也没有炮弹了，就没管它，拉着其他的7门炮赶快跑了。这一仗我们炮兵死了十来个兄弟，保护我们的步兵死得比较多。
我们顺着长江岸边，边跑边打，边打边败，跑了几百公里以后才到汉口。
二
后来部队开始南撤，因为我有点小伤，上面讲可以坐火车。火车地板上堆着枪炮、装备，上面一层堆着大米，到处挤满了人，遇到前方有一点点坡度就上不去。
从汉口坐火车撤退到小火车站楚地塘（音），七八点左右的时候鬼子飞机来了，“咔咔”丢下几个炮弹，火车头被炸到河里，车身有些被炸到田垌里，铁轨也炸得乱七八糟。
当时我看见飞机过来就赶紧往旁边跑，我跑得最快，后面还跟着和我一起的几个人。我刚跑到一棵大树下的时候，炮弹就在头顶炸开了，那棵树被炸得光溜溜的了，我摸了摸脑袋，头发都被打下来了，一手的血。我当场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当时我就想：我操！这样炸下去，也不晓得老子这百来斤菜将来是要被黄狗吃还是黑狗吃！所以后面一有机会我就跑下来，当兵不是好当的！战场上当兵的人就好比讲是死了没人埋。当兵的脑袋都是背在背上的，哪时候掉了都不晓得。
好苦的啊，一个月才给两块六毛钱。
火车走不动了，我们就开始走路。我右边屁股这里长了个鸡蛋大的疮，走路的时候痛得要命。那个当官的骑着马，看我慢腾腾地，就大声喊：走吧走吧，被日本人抓到要杀头的！
我讲，又不给我点药，光在那喊有什么用？
哪里有药啊？
没办法，医官只给了我一点碘酒，叫我自己擦，一直把长疮的那里擦到发白，然后一咬牙把它撕破以后把脓挤出来。太痛了！我就在半路上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继续上路，一路上人多得很。有些逃难的妹娃子也跟着我们走，还有些跟在队伍后面逃难的小伙子，只要报个名字就算是士兵了。
因为屁股上的疮疤痛，我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后面的日本兵一路在追，他们的飞机也一直丢炮弹来炸，随时都有被炸死的危险。枪在田家镇就上缴了，想向鬼子来几枪都没有办法，只能老老实实逃命，我之前用的那把枪是可以打5颗子弹的汉阳造，7斤多加上子弹一起10多斤重，走路都走不动了哪里还扛得动枪啊。
一路上没有人管伙食，只好自己随便买点东西吃，有时候几颗花生米就是一餐。
哎呀，那个时候一两天不吃东西不要紧的。我又痛又害怕，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半路追到自己的连队。以为找到队伍踏实了，那晚睡得特别死。结果上衣口袋里好不容易省下的10多块钱，被人家偷了。你讲倒霉不倒霉？后来，我们的两个班长每人给了我2块钱。
三
队伍一路经过湖南岳阳、长沙、衡阳，最后到了广西全州县休整待命。
没多久，上面命令要我们连队把马匹、武器、装备送往兴安县，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西安。
当时我们营的第1连在陕西西安。他们讲人到了西安以后，每个人发两个月军饷，然后就地解散，也不晓得是真的假的。营长开玩笑讲，我也要失业了，到时候在西安开个饭馆算了。他有钱啊，当营长的吃了那么多军饷。
在全州的时候，连长给我升了中士班长。有些人不服气，讲这个小伙子什么都没做，这么年轻凭什么做班长？我讲，连里那么多匹马的掌钉都是我弄，怎么就不能做班长？
最后我没有去西安，就在全州住了几个月。后来听说第5军200师骑兵团的一个连里有100多匹马，他们也驻扎在全州县。我和另外一个人就想去投奔他们，谁晓得误打误撞进了他们的师部。
那天走到半路的时候我们跑去湘山寺里躲雨，结果被他们师部的卫兵当逃兵给扣下来，说前方正打仗呢，你们两个怕死鬼想开溜？信不信关你10年。
卫兵不容分说把我们直接押到湘山寺的水牢关起。那哪是人呆的地方？里面黑麻麻的，臭气熏天不讲，蚊子满天飞，咬一口就立马肿起个大包。我开始憋着气，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鼓动那个人一起冲出去。
我讲在这里被臭死还不如挨他用枪打死！
于是两个人冲到地牢门口和卫兵吵起来，那个卫兵凶得很，妈的，正吵着呢，一个胖胖的当官的人正好从外面回来，就问什么情况。
卫兵喊了声，参谋长，你来得正好！
哦，原来是他们的长官，我就赶快讲，我是独立炮兵第6营的掌工，来投奔200师的。参谋长听完我的话以后讲，让我看看你的技术，要不对付的话就枪毙你！
在卫兵的监视下，我当场打了一副掌钉给他们验证。
参谋长拿起掌钉掂了掂然后讲，你小子还可以嘛。以后老实点就是。
我的妈呀，老子打仗没有被打死，差点给当成逃兵打死。全靠老子技术过硬，这样才是进了第200师。
第200师师部有个专门负责给马看病的少校医官，年纪有50多岁了，他因为和军长杜聿明关系好，有点权势。有一回，他的烟枪被师部缴掉，就跑去找军长讲情，居然又要了回来。医官让我跟着他，帮着管理10多匹马，没事的时候抓点虫子帮他喂喂鸟，还有鸦片抽，快活得很！
医官后来喊我当副官，老子没当。我想啊，当了官就回不去了，而且钱也不多，没当！
我当中士班长就有30块钱了，20块钱的工资，还有10块钱的补助。平时还经常有其他团部的喊我去帮着打马掌搞私捞，一下就打好了，打一副就给一块钱，我私捞的。其他团部马不多，自己没有掌工，就要经常请我帮忙。
几个月以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昆仑关战役打响，我们部队接到命令开赴昆仑关。队伍坐火车到了柳州就开始步行，师长戴安澜骑着马由马夫牵着走在前面，我们走路的跟在后面，一路爬过十万大山开往昆仑关。广西好复杂的，听说600团走到半路被当地人抢了，还打伤了好多人。
到了昆仑关，刚驻扎下来没几天就参战了。当时在前方的是荣誉第1师和我们第200师。
开战的时候，日本鬼子一般白天用飞机轰炸配合出击，我们主要是晚上摸黑行动。每天到下午6点以后才安静点。
白天，日本人的飞机开得好低，他们在飞机上用机枪对着地面猛扫。中国人基本是被鬼子的飞机炸死和被机枪打死的。
晚上我们的队伍比较厉害。部队下令，抓到一个俘虏给几十块钱光洋，我们当兵的讲，不晓得什么时候自己就死了，要钱有什么用，所以见到鬼子就直接杀了。我得了一双日本人的皮鞋，鞋底都是钉子，走起路来“咔咔”响，那双鞋我穿了好几年才烂呢。
那时候只知道执行命令，有时候也不晓得日本鬼子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有一天，几个被打散了的日本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和几个战友二话不说把他们消灭了。
我基本都在师部，离前线好近。
双方好多大炮在进攻啊，枪炮声、厮杀声都听得好清楚。
我们的士兵都是不怕死的，那时白天休息，到了晚上才悄悄开过去布阵，在敌人密集的交叉火力和大量飞机轰炸下，一打就打到天亮。日本的火力太猛烈了，而士兵通常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一仗下来阵地上经常尸横遍野。
昆仑关的战斗中我们伤亡很大，听说在清理战场的时候，有一个坑就埋了4500百多牺牲的士兵。
四
民国二十九年（1940）1月，打完昆仑关以后队伍又走回柳州，然后坐火车到湖南祁阳休整了几个月。我不想再当兵了，找了个人来顶我的位置，然后请假到全州县住了一阵。
桂林甲山有个枪炮修理厂，我去那里做了几个月修理工。
5月左右，桂林到龙胜县的公路上要修路工人，我就跑去那里修路了。一年多后，公路修到临桂庙头的时候，我在黄塘（音）认识了一个姓李的当地人，她认我做干儿子，我跟干妈改了姓李，后来又有人介绍了本县的姑娘张氏给我认识。
民国三十一年（1942），我和张氏结婚以后，就正式留在临桂了。后来我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加起来有九个孙子喽。
解放后，我因为在国民党部队待过，每次搞运动都选到我来批斗。“四清运动”中，斗了我四天四夜才放，鼻梁上被打了个大洞，也不知是哪个拿什么打的，当时流了好多血，我赶紧装死才躲过一劫。
后来政府来人叫我去剿匪，我没答应。挨整怕了，我想我还是当一个老百姓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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