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的他们，为何无处安置？
▲前不久，一位患病的老太太在乐群社区办公室大闹一场。社区和派出所都束手无策，直到福利医院的医务人员来把她带走。通讯员蒋桂萍摄
到底应该如何安置社区里的精神病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陈静摄
本报记者陈静秦紫霞
平日里，他们跟正常人无异，患起病来，他们会烦躁、骂人甚至伤人或自残；他们在社区里整日游荡，还常常恣意生事……
在每个城市，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精神病人”。他们中有些人没有固定住所，有些就算有家人但也无人愿意管，即便痊愈后，也没有亲人来接他们回家，有的人甚至一等就是十多年。在桂林市的一些社区里，也有一 些 这 样 的“ 病人”——— 他们有亲人但却无人愿意管，在社区里整日游荡，还常常恣意生事……他们犯病时，社区群众不愿意与他们为邻；治疗成功后，“回归”又成了最艰难的一段路，他们是我们这个城市里无处安置的“精神病人”。春季气候多变，也是精神类疾病高发期，近期在桂林市不少社区都出现这样的病人。他们应该如何安置，他们的归途到底在何方？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亲人、社区：无处安放的负担
“你们都不要理我，不要管我。”“花花都开了，真好看。我摘一朵给你呀，嘻嘻！”这样的话出自未成年的儿童，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但出自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就有点不同寻常。
家住三多路附近的小周精神有些不正常，是附近有名的“麻烦”，自从奶奶去世后，他就没人管了，住在奶奶的老房子里，他每天捡拾垃圾为生。“一开始大家都挺同情他，知道他父亲爱喝酒，因为不住在一起，几乎没什么来往。”邻居王阿姨告诉记者，看着小周因为没有自理能力，邻居们都给点吃的接济一下。
但这段时间，小周的举动却吓坏了不少邻居。“他先是在楼道烧东西，看到冒烟以后高兴得拍手。”“前几天还在楼道门口守着，看到谁过来都好一阵骂骂咧咧。”“前天还看着他手里拿把小刀，真的好怕。”想到小周有可能是犯病了，居民们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可派出所得知小周还有家人，就让居民们联系其监护人，居民找不到只好求助社区。这让社区也犯了难。社区几经辗转找到小周的父亲，可这个平日里好酒的父亲以自己没有钱管不了拒绝了社区的要求。“因为他有家人，但家人不管，对于我们来说这比三无的病人更难处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我们小区里就有一个精神病人，老是冲着人傻笑，在小区里徘徊，大晚上的不睡觉，砸东西。”市民雷小姐提起他们小区里的“特殊住客”，就一脸的头疼样。雷小姐说，这位“特殊住客”已经在小区里住了十几年了，从前只有翻垃圾、对人傻笑等轻微的行为，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但最近这几年，似乎暴力倾向开始增多，开始出现了砸东西、骂骂咧咧、打小区里的狗等行为，让他们有些担忧。“他以前有个哥哥管他，但是这几年好像哥哥不见了，没人管了。万一有天他行凶，我们可怎么办？”雷小姐担忧地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的事情在不少社区都有发生。前不久，在乐群社区有一个70岁的老太太发病后大闹社区，家属没法管，社区只好通知派出所，最后在福利医院的医务人员帮助下情况才得到控制，患病的老人被医院接走。
“精神疾病的治疗难、康复难、易反复等特点，往往会造成患者家庭人力财力的不小负担。”在采访中，百梓社区主任李曲介绍。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区精神疾病患者中大部分需要住院治疗或有效监护,而这些重症患者中一半以上的家境处于贫困状态。虽然民政部门、街道办定期会对这些家庭发放补助，但与精神残疾者家庭的巨额投入相比也只是杯水车薪。李曲说，“因治疗费用的问题再加上这些精神病患家庭经济条件、观念限制等原因，他们被滞留社区，但因为他们有家人而家人因为各种情况起不到监护作用，患病的他们确实无处安置。”
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调查，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目前，对精神病患者进行规范治疗和康复责任大多由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来承担。在桂林市区，只有市社会福利医院一家专业治疗机构，而在桂林市11县，除了平乐县，其他县都没有专业的精神疾病治疗机构。
事实上，近几年来，精神病人住院报销比例提高，治疗费用也随之“减负”。据了解，精神病人的部分治疗费用可通过新农合、职工医疗保险、社区医保等方式进行报销。
患病的他们下一站出口在何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对于“三无”精神病人的治疗，需要社区在确定其没有监护人等情况后，向城区民政局报告，再由城区民政局与市民政局沟通，下拨专项治疗经费，最后由社区、救助站、公安部门等相关单位送至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进行治疗。但治疗之后，他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情况，回归之路无比艰难。
新竹社区的蒋红（化名）已经在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治疗一段时间了。目前她的精神状态还不错，但对于能不能回家，医生们都捏了一把汗。“她是严重产后抑郁入院的，丈夫带着孩子走了，唯一的亲人远在他乡，没人来接她，她的维持期治疗就很成问题。”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医务科负责人告诉记者，精神病系统治疗包括急性期治疗、巩固期治疗和维持期治疗，维持期治疗主要在家庭或者社区进行。但在社会福利医院里，许多病患，特别是家属不愿管的病患面临着“无家可回”的状态。
“很多病人居无定所，也找不到家人，治好了之后即使想回家，他们的记忆也不能支持他们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家到底在哪里。还有的是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病人入院时候家庭地址已改变，或者周围群众强烈反对，社区不能接受患者回家。对此，我们也是相当头疼。”无家可回，大量的病患只能继续留在本不应属于他们的病房内，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医院的病床、医护人员的紧张。据福利医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随着“三无”精神病患者的入院率增高，加上被迫留在医院的病患，该院的患者人数不断增多。“以前，我们的专门‘三无\’病患病区大约是100人左右，现在已经足足增加了一个病区的病人人数。”医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了解，2015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提出,各地将“应治尽治、应管尽管、应收尽收”,积极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整合好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制度,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精神卫生法》中也提到，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但是，在实际的治疗中，实现精神病人顺畅“出入”医院，在社区建立康复基地在桂林市还不成熟。
“回归家庭、融入社会对患者的康复不可或缺。比如生活能力恢复、社会交往能力锻炼、工作能力培养等等，在病人已经进入了维持期时，应各部门共同配合，协调妥善处理好基本治愈的病人的遣送工作。正确认识精神疾病患者并给他们以关怀和关心，邻里的理解、医生的及时诊治有助于化解潜在的危机。”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相关工作人员认为。
专家观点：建立社会联动的救助体系
“首先，从法律角度来说，应该完善关于精神病患者的相关法律法规。”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蒋人文认为。
蒋人文告诉记者，根据201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明确了各级政府、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以及精神病患者监护人在精神病管理方面的责任，为加强精神病的健康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其中虽然规定精神病患者检查和治疗都要遵从“自愿原则”，但是也明确表示：有自杀、自伤、伤人倾向或实施行为的，还有危害他人或公共安全的精神病患者，他人是可以把他们送到医院去诊断治疗的。所以即使是“三无”精神病人，他人或社区也可以送其入院治疗。
蒋人文表示，对于“三无”精神病人，应该采取各部门联动，建立起精神疾病的管理网络。蒋人文认为，除了靠社区做好对精神病人的监督和照顾外，针对经济困难的精神病患者，国家应该出台一系列的措施和条例，对精神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患者进行医疗保障，让精神病患者能顺利入院接受治疗。“比如，北京最早在全国试行了精神病人登记制，而上海和广州近年来都在做着建立社区康复机构的尝试。这些机构可以帮助精神病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为他们回归社会提供阶梯式的过程。”蒋人文说。
蒋人文建议医疗机构、媒体等要加强对精神卫生的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公众对精神障碍的认知程度，消除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现象，让更多的人来对这一特殊人群予以关心和帮助。
链接：他山之石
在国外,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回归之路设计了不同路径,比如日间医院——— 日间医院（day hospital)是作为精神障碍的社区康复回归社会期间的过渡性的“部分住院”（partialhospitaliza-tion)形式，即在专业机构中设立日间治疗中心，让患者白天来住院，晚上回家。在日间医院里，患者继续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以职业康复、生活康复及社交康复为重点，并根据目前回归社会中所遇到的问题，积极开展心理社会治疗，及时进行针对性辅导。
中途宿舍：患者出院后的一个中转站。中途宿舍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康复理念和工作方式，在国外早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精神残疾病人康复服务的常态模式。在香港就有约40个中途宿舍，就在普通居民小区内，康复者白天外出工作，下班后回到中途宿舍继续接受康复服务。
精神病康复者在中途宿舍接受专业康复训练，一方面有利于康复者巩固医疗治愈效果，有助于恢复正常生活状态，参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有利于减轻康复者家庭或亲属的负担，中途宿舍承担康复者康复训练的照料，康复者亲属可以缓解照料康复者日常生活的压力，有助于康复者建立健康、和谐的家庭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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