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自己读《论语》与劝人读《论语》乃中国读书人两大责任
钱穆曾在《朱子新学案》开篇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足见钱穆对孔子、朱熹的景仰与敬慕。我们翻看《钱宾四先生全集》目录，即可知孔子、朱子研究在钱氏的学术生涯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倘若只推举一人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钱穆的答案无疑会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而记载孔子生平和思想最真切具体、最活泼有味的，莫过于《论语》。因此，要学习、认识孔子的思想，最佳途径毋庸是细读《论语》。如果说对《论语》的研读贯穿了钱穆的一生，绝不为过。钱穆晚年不遗余力地宣扬孔子思想，给人的感觉是恨不得“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李零语），为此他十分卖力地劝读《论语》：“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孔子诞辰劝人读论语并及论语之读法》，《孔子与论语》）
研治宝典
《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被朱子并为“四书”之后，成为传统中国士人的一部必读书，而《论语》尤为核心。钱穆十岁时，举业已废，但四书五经等典籍仍受重视，加之江南苏常地区学兼新旧，积累深厚，耳濡目染之下影响殊深。当其时，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南小镇也掀起阵阵涟漪，钱穆晚年回忆，“余幼孤失学，弱冠即依乡镇小学教读为生。然于当时新文化运动，一字、一句、一言、一辞，亦曾悉心以求。乃反而寻之古籍，始知主张新文化运动者，实于自己旧文化认识不真”（《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序二》），由此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矢志于国学研究，尽心竭力“为故国招魂”。
钱穆高足严耕望曾指出，“先生为学善师法，善变化，喜新知，勇创见，而能悉心追求，每从细小事故中彻悟大道理”（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治史三书》）。比如，钱穆在无锡荡口镇私立鸿模学校和梅村县立四小任教，讲授《论语》课时，精读《马氏文通》，仿其体例，积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该书以《论语》文句为例，分“明体”“达用”上下两编，阐解文章的“起承转合”之理，于1918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乃钱穆生平第一部正式出版之著作。
钱穆
1923年，钱穆转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担任国文教席，随班提升，在二年级主讲《论语》，自编讲义，成《论语要略》一书，1925年12月被列入“国学小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后与同一时期成书的《孟子要略》、应“教育部长”张晓峰（其昀）之约而撰成的《大学中庸释义》，合为《四书释义》，于1953年在台湾再版。《论语要略》《孟子要略》两书，“提纲挈领，别出机杼，分类相次，自成系统，使读者由是而进窥全书，易于得冰解融释之乐”。
在钱穆前期学术研究中，《先秦诸子系年》体大思精，备受称誉，为他在民初学界立稳脚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系年》第一卷充分利用了《论语》中的材料，于孔子生平历年行事多所考订，展示了著者精湛绝伦的考证工夫。后来钱穆又撰成《孔子传》，对旧著复有订补。此外，钱穆尚有其他关于孔子和《论语》的论作，汇辑为《孔子与论语》一书。
抗战期间，钱穆频频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藉以回应时代关切和文化危机。后来他在《纪念张晓峰吾友》一文中这样剖白自己的学术转向：“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述，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余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论语》一书，乃孔门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自然格外受到钱穆的推重。
1949年钱穆南走香港，“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与同仁协力创办新亚书院，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处境下，以“千斤重担两肩挑”之豪情，培养出一批英才。最初在桂林街“苦撑苦熬”的时候，钱穆曾给学生开《论语》一课，逐章逐句讲解。看到英译本《论语》错误甚多，他决定用白话文重新诠解《论语》，终因“校务纷烦，其事遂寝”。直到十年之后，1960年春，钱穆应邀赴美国耶鲁大学讲学，在授课之余，以平易之文言改撰，才完成《论语新解》之初稿。此后又陆续修订，1963年12月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发行。钱穆双目失明后，1987年曾嘱夫人胡美琦女士读此注，对原版文字略有修改。翌年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再版。两年后，一代硕儒驾鹤西去。
读书法门
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指出：“《论语》是经过漫长的编撰时间才作为书面文本被确立的。而在其成立的那一刻，孔子及其众弟子们的语词在其发言之初具有的含义，已经消融在书面文本的完整性中，反而成为“不可读”的文本。这也就是为什么《论语》作为书面文本成型的时刻，几乎就是注释工作开始的时刻。”（《孔子的学问：日本人怎么读<论语>·中文版序》）因此，就不难理解读经典为什么一定要参阅注释。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中国的解释学传统。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发挥道：“君不见，中国传统正是通过不断的注、疏、解、说而一再更新么？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以及其他许多大儒小儒，不都是这样做的么？他们不必另张旗号，别作他说，“不破不立”；而完全可以说拭旧如新、推陈出新，这也就是“转化性的创造”；至今仍可视作中国式的某种前进道路。”职是之故，像《论语》这样的典籍，不参读注解，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上为《论语》作注的书可谓汗牛充栋，异说纷繁，到底该如何别择去取呢？钱穆是很讲究读书方法的。他的《学籥》收有《朱子读书法》和《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两文，旨在金针度人，示后学以轨辙。钱穆早年撰《论语要略》，序说就专列一小节谈“论语之读法”。他在书中举出读《论语》的四条原则：其一，当注意于书中之人物、时代、行事，使书本有活气。其二，当注意于书中之分类、组织、系统，使书本有条理。其三，当注意于本书与同时及前后各时有关系之书籍，使书本有联络。其四，当注意于本书与当代切身切世有关系之事项，使书本有应用。一言以蔽之，大体即是蒙文通所说的“自前后左右之书比较研读”。钱穆晚年更是经常谈及这个题目，北京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册《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汇集了钱氏研读《论语》的心得（不过本文主要参考的是联经版《孔子与论语》）。
《论语》各家注解中，最重要者当属魏何晏《论语集解》、宋朱熹《论语集注》和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钱穆在《论语新解》序言中开门见山：“《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儒注释不绝，最著者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儒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注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
对初学者而言，这三部注解也并不容易读。钱穆开示的法门是：“普通读《论语》，都读朱子注。若要深读精读，读了朱注，最好能读何晏所集的古注，然后再读刘宝楠编撰的清儒注。不读何、刘两家注，不知朱注错误处，亦将不知朱注之精善处。最先应分开读，先读朱注，再读何、刘两家。其次应合读，每一章同时兼读何、朱、刘三书，分别比较，自然精义显露。”（《孔子诞辰劝人读论语并及论语之读法》，《孔子与论语》）钱穆尤其强调朱注的优长，推崇备至。其实单单读朱熹《集注》，也需下一番功夫。倘要真正领会《集注》的内蕴，必须参考朱子《精义》，在相互比读时“校量各家短长”，思虑朱子如何折衷审定。钱穆在台北孔孟学会的一次讲座中还殷切提出：“更望进一步有人能用《语类》和《集注》比读，试将《语类》中有关材料分条系属于《集注》之下，撰作《论语集注疏》一书，那更有益于后来读者之研寻。”（《谈朱子的论语集注》，《孔子与论语》）“学无止境”，此之谓也。
历来《论语》的种种注解自应悉心体会，但钱穆强调对《论语》一书本身当沉潜反复，涵泳再三。亦即“读书贵当先就本文直解之，再徐求其深义。不贵牵他说，逞曲解”。针对“后之儒者，每好以《孟子》说《论语》”的现象，他在《论语新解》中循循善诱，“《孟子》之书，诚为有功圣学，然学者仍当潜心《论语》，确乎有得，然后治《孟子》之书，乃可以无病。此义亦不可不知。”又说，“孔孟立言各有当，宜分别观之，不当本《孟子》疑《论语》。”其旨趣大约即是焦循在《论语通释》中所主张的“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论语新解》再版时，钱穆郑重指出，“后世以孔、孟并称，而每引孟子语以尧舜自勉。则其为学趋向，有时与孔子有相异。”三复斯言，尤值玩味。
对于朱注，钱穆赞赏有加。然而朱注并非尽善尽美，否则钱穆也不会在晚年推出《论语新解》。钱穆期望在朱注的基础上，撰成“人人可读之《论语》注解”——“朱子《集注》成书，距今已过七百年，有些我们应该用现时代的语言和观念来为《论语》作新解，好使人读了亲切有味，易于体会，此其一。清代汉学兴盛，校勘、训诂、考据各方面，超越前代甚远，朱注误处经改正的也不少，我们不应仍墨守朱注，此其二。各家改定朱注，亦复异说纷歧，我们应折衷调和以归一是，此其三。”（《漫谈论语新解》，《孔子与论语》）
当然，所谓“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而是备采众说，定其取舍，是切切实实的“温故而知新”。于此或可管窥钱穆治学的要旨：一方面，对于诸多异说，应尽可能参看审思，“多见一异说，即多触发自己一番义理见解，切不当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在此许多异解中，我们不当批评其孰是孰非，孰好孰不好，而只当看其孰者与《论语》原文本义相合”；“阐论孔学，不得不兼及《四书》，不当专据《论语》一书而止”。另一方面，钱穆也强调“为学贵于择善而从，不贵乎门户主奴之见”。（引自《孔子与论语》不同篇章）亦即平常所说的务求广博、善于裁断，只不过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钱注品鉴
钱穆第一部书是关于《论语》文法的，晚年盲目后还修订《论语新解》。钱氏一生，倾力于《论语》和孔学研究，不可不谓精勤笃实。钱穆之《论语》诠解，自有独到之处，限于篇幅，仅就阅读过程中感觉较有兴味者稍作摘引，以见一斑。
《论语要略》共分六章（序说、孔子之事迹、孔子之日常生活、孔子之人格概观、孔子之学说、孔子之弟子），其中第五章第二节论“直”，于此冯友兰曾对钱穆说：“从来讲孔子思想绝少提及其“直”字，君所著《论语要略》特提此字，极新鲜又有理。我为《哲学史》，已特加采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在钱穆晚年的《论语》研究中，《论语新解》《孔子与论语》二书平分秋色，各有所长。要之，均体现了著者对孔子其人其学通体融贯的把握、细腻深邃的体悟。《孔子与论语》颇有几篇别具只眼的大文章，完全是钱穆特色的大家手笔。毋庸讳言，钱氏暮年理想主义的味道过浓，有些地方宣传的成色稍重，不过置于大陆“批林批孔”、蒋氏“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遥想钱氏一生的思想脉络和文化追求，后人必能予以“了解之同情”。
《论语新解》意味隽永，首先得归功于钱氏平易的文言写作。钱穆自言，初撰稿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之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濬其深慧”。就我读过的李泽厚《论语今读》、周志文《论语讲析》来说，二书均受到钱氏新解的影响，尤其《讲析》汲取了《新解》的不少精义，但钱穆《新解》仍值咀嚼，其中一大魅力正在于钱氏的浅易文言，其味无穷。
比如，《新解》说“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这十二个字：“本章乃所谓“和顺积中，英华发外”，弟子记孔子闲居时气象，申申，夭夭，以树木生意作譬。此乃整个神态，不专指容色言。大树干条直上，申申也。嫩枝轻盈妙婉，夭夭也。兼此二者，不过严肃，亦不过放松；非其心之和畅轻安，焉得有此？孔门弟子之善形容，亦即其善学处。”孔子宽裕温和之气扑面而来，读之如饮甘霖，如沐春风。
再如，钱氏对孔门弟子之学的把握和概括，让人恍惚觉得置身于孔门学堂、亲受先生教诲。“子夏之学，或谨密有余，而宏大不足，然终可免于小人儒之讥”；“合此五章观之，心弥小而德弥恢，行弥谨而守弥固。以临深履薄为基，以仁为己任为量。曾子之学，大体如是”。
钱穆治学主通不主专，“义理、考据、辞章，得其一，丧其二，不得谓能读书”。且看《新解》如何品评“乘桴浮于海”一章。《论语》原文谓——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新解》道：“此章辞旨深隐，寄慨甚遥。戏笑婉转，极文章之妙趣。两千五百年前圣门师弟子之心胸音貌，如在人耳目前。至情至文，在《论语》中别成一格调，读者当视作一散文诗玩味之。”
《新解》自然少不了“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的独得之见。著名的“子入太庙，每事问”一章，我们通常理解为孔子的谦逊好学，而钱穆把“是礼也”读作反问，将最后的句号改为问号，由此“孔子在当时之神情意态，判若两人”。《新解》当然说明了这样判断的理由：“孔子非不知鲁太庙中之种种礼器与仪文，然此等多属僭礼，有不当陈设举行于侯国之庙者。如雍之歌不当奏于三家之堂，而三家奏之以彻祭。有人知其非礼，不欲明斥之，乃伪若不知，问适所歌者何诗？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事正类此。此乃一种极委婉而又极深刻之讽刺与抗议。”钱氏的读解与先儒众说孰是孰非，遽难判定，窃以为此等处不必追求“标准答案”，平心赏玩即可。
又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新解》也有看似出人意表之见：“孔子所谓为己，殆指德行之科言。为人，指言语、政事、文学之科言。孔子非不主张学以为人，惟必有为己之本，乃可以达于为人之效。孟子特于古人中举出伊尹、伯夷、柳下惠，此皆为己，而为人之效亦见，故三子者皆得预于圣人之列。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是为己，立人达人是为人。孔门不薄为人之学，惟必以为己之学树其本；未有不能为己而能为人者。”
钱穆讲《论语》之佳胜与瑕疵，非小文所能及，大概只有参互阅读其他诠解，才比较有发言权。走笔至此，权且转录程颐的一句话作结：“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亦即是说，读《论语》，不可把孔子当作西方哲学家看待，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对深通儒门心法的钱穆而言，读书是明理行事做人，求知则其次也。这层意思放在文末说，却绝非不重要。(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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