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和我的祖国》谈到文艺创作

桂林日报 2019-10-08 09:29 大字

□何成德

大约在半年前,我与桂林的余国琨在微信上聊起了音乐,他列举了他喜欢的歌曲,我列举了我喜欢的歌曲,大约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吧,所列都是解放初期流行的老歌。什么原因“英雄所见略同”?无非一为都是老人了;二是都涉足过文艺,余国琨是文化和宣传部门的老战士自不必说,我也沾过几年文联工作的边,此为共同爱好;三是两人退休以后仍对文学艺术念念不忘,我和余国琨都没有十八般武艺,谈起文学艺术倒是滔滔不绝。我曾经对余国琨谈起过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颇有一点感慨。

《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从1985年由李谷一首唱至今,已经有34年了,这首歌不仅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歌曲,而且入选了2019年6月17日中宣部确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喜爱唱这首歌的人越来越多。

今天是国庆日,余国琨告诉我,他在家一个人把这首歌唱了二十几遍,越唱越觉得离不开。我说,我也在回忆我在文联时的工作,于是想写一篇从《我和我的祖国》引伸到文艺创作的短文,他告诉我题目不要太大,我说我就围绕“我和我的祖国”来谈。

张藜创作歌词的过程,网上已多有介绍,此处不必细说,但对关键的创作动机情节不可忽略。张藜对作曲家秦咏诚的小提琴协奏曲《海音诗韵》甚为欣赏,他请秦咏诚按《海音诗韵》的音乐旋律写成下行的曲谱,而《海音诗韵》原作是上行,上行则为音符渐强,特点是比较昂扬,下行是音符渐弱,曲调比较深沉,他请秦咏诚改写为下行的曲谱,秦咏诚写好后张藜来填词,基本过程即如此。

但张藜拿到曲谱后,半年之久都没拿出歌词。一次外出采风,当他清晨推开窗户,眼前的山山水水忽然使他找到了灵感,于是一挥而就,歌词《我和我的祖国》就产生了。于是,这首歌的创作产生了四个文艺理论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文艺创作离不开思想。

张藜的创作动机是早有准备,他想写一首感情比较深沉的歌。但用什么语言形象来表达,他还没想好。他看见山山水水激发了他的灵感,但歌词并没有描述具体的山山水水,张藜已经把他看到的美景提升为祖国这个形象。他感到眼前这些美景是他“生活在祖国的庇佑下”,他把这种祖国的庇佑看成是“多兴运”。这种感受是张藜找到了祖国这个形象。张藜把美丽的局部风光看成了祖国整体的形象,由细微艺术审美过程进入了对祖国的形象概括,这是他这首歌词成功的首要因素。

张藜能一气呵成这首歌词,是作者对山水的美景与他的爱国情操的完美结合。全国旅游者很多,写山山水水的作品也不少,但很多旅游文学作品也就是用尽形容词来描写山山水水的外貌,缺乏思想感情,这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大忌,也是缺乏思想准备所致,思想是创作过程提纲挈领的第一关。

第二,创作离不开真情实感。

艺术创作既有逻辑思维,也有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可以使思想更深刻,而形象思维则可以使形象更动人。

许多读者都知道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的痛苦心情,他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有人称赞是风景诗,而我认为是柳宗元写了自己的失意,柳宗元在赴任柳州刺史时途经桂林,他在桂林也写下了“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的诗句,柳宗元与张藜的歌词都是看到山山水水后的感慨,张藜的歌词中“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他把祖国比喻为大海,把自己比喻为一朵浪花,张藜把美丽动人的自然景观概括为祖国。

这种感情的升华是文艺创作的思想产物,从美丽的自然风光想到了我和我的祖国。我认为这是文艺创作必须追求的思想境界。《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歌曲是对诗更生动和更丰富的表达,它不仅是艺术手段,更是感情的反映。

第三,创作是对生活的审美结果,读者与评论是对作家的再审美。

作者的爱憎在其作品得到了反映和表现,但这种表现能否为广大读者接受,需要有读者和评论的再审美。

审美有不同层级,作家通过对生活的审美,创作了作品,作品是作家的审美结果,而读者和评论是对作品再审美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对作品的审美,使文艺创作更上层楼。这里仍可以张藜的《我和我的祖国》为例,如果张藜的歌词是描写具体的景观,歌曲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张藜把美景升华到祖国这个形象,是文艺创作过程中由普遍性上升到典型性,这种典型性因而也更具普遍性,也是张藜歌词创作成功的“秘诀”,读者的评议和接受是最好的尺度,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真谛。

第四,文艺创作要善于抓好题材。

搞文艺创作同样必须“牢记初心,不忘使命”,题材问题可说是对此的“试金石”。按时代分有历史题材、现代题材;按生活分有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等等,但题材也可以按思想来划分,如爱国主义题材、时代精神题材、科技强国、科技强军题材等等。

文艺的功能不是简单的“笑一笑,十年少”,对艺术的审美最能反映人的价值观,所以题材问题值得重视。张藜与秦咏诚创作的《我和我的祖国》是爱国主义题材,此类题材非常具有生命力。我与余国琨谈到各自喜爱的歌曲时,几乎都是抗日战争中的歌曲,这不是审美兴趣的巧合,而是爱国主义影响力的伟大。

爱国主义题材所具有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关注。要学会张藜对自然风光的审美过程,一言以蔽之,张藜对自然风光的审美过程,是从中抒发了他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我们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

看完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直播以后,我感慨万千,余国琨也激动得声音颤抖。我说,你我虽七八十岁了,手无缚鸡之力,但思想犹存,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基本动力。

国庆前夕,中央进一步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了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必须坚持“四个自信”与“两个维护”,进一步强调了“讲好中国故事”。桂林作为旅游城市,是传播与宏扬爱国主义的极好载体,从张藜创作《我和我的祖国》的过程,可以感受到爱国主义题材的巨大魅力,我们如何利用桂林旅游景观的审美来强化爱国情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充分认识桂林的山山水水同样是宏扬与传播爱国主义的最好载体,这也是我们应有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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