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在艺术的春风里,我们一家三代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变迁。延续着与艺术的情缘,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一家三代艺术缘

广西日报 2019-01-21 08:13 大字

郑军健(左)、郑军里(右)兄弟俩与母亲(中)。(资料图片)

郑军健郑军里

A祖国,母亲

我们是在祖国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祖国像母亲一样养育了我们。

母亲姓郑,名祖国,因为母亲那辈人在家族里排“祖”字辈,于是母亲有了一个略带几分阳刚气息的名字——“祖国”。因为这个名字,也让人们对母亲有了许多双关意义的祝福。记得小时候,母亲的学生送来一幅石膏画,上面的文字是“把青春献给祖国”。有人说我们是随母姓郑,其实不然,因为父亲也姓郑。

父亲最初是广西大学的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到当时的广西省计划委员会工作。母亲20世纪40年代末由湖南新宁考入当时的广西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今广西艺术学院),在广艺读书期间与父亲相识、成家。母亲毕业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她跨越了两个时代并见证了两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母亲能考入广艺,并走上艺术之路,说来还有一段奇缘。

1938年,画家阳太阳、诗人艾青、剧作家欧阳予倩等,这些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家们在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从抗战大后方的桂林辗转来到临近广西的湖南新宁,进行艺术采风与抗日宣传活动。

新宁是母亲的家乡。12岁的母亲热爱艺术,自然成了艺术活动的追随者。生性活泼的母亲也深得艺术家们的喜爱,在交往中,阳太阳等艺术家鼓励具有艺术潜质的母亲学习艺术。这一相遇,影响了母亲的一生。在阳太阳等前辈的影响与指导下,母亲发奋学艺,几年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广艺。

母亲在广艺主修作曲,但奇怪的是,我们兄弟俩对音乐悟性不高,兴趣也不浓,吸引和影响我们的是美术与书法,这可能和母亲的经历有关。

在广艺就读时的母亲是个对艺术充满憧憬的文艺女青年,尽管她当时主修作曲,师从满谦子院长,但她爱好文学、美术等,因此涉猎广泛。当时广艺只有音乐、美术两个专业,而母亲性格开朗、与人为善,与美术专业的老师、同学交往也甚多,关系融洽。此外,母亲一直得到画家阳太阳及其夫人李衣尼的关怀与呵护。母亲从广艺毕业后,虽然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但一直与阳太阳夫妇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因为母亲的原因,我们常到满谦子、阳太阳、黄独峰等一些音乐、美术大师家里做客。

阳太阳的画作题跋、黄独峰绘制的花鸟鱼虫和书法作品使年幼的我们心生向往,激发了我们学习美术和书法的兴趣。我们也时常把自己的初学作品拿去让师长指导,这使我们艺术创作的起点高、路子正,少走了许多弯路。

总而言之,母亲培养了我们学习艺术的兴趣,阳太阳、黄独峰等师长指引我们走上了艺术的道路。母亲是跨时代的艺术工作者,也是我们走向艺术道路的引路人。

B广艺的“原住民”

母亲从广艺毕业后,组织考虑到她不但音乐好,且文化水平高,于是把她分配到当时的广西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领导干部多数出身工农,文化水平不高,急需补充文化和艺术知识,而这项任务就由工农干校来完成。母亲在学校不仅上音乐课,还兼上文化课,需要根据工农干部的特点开展文化教育工作。

母亲工作十分认真,她的课令学生着迷,广受欢迎。上音乐课时,为了让大家能跟上拍子,母亲总是把教鞭当作指挥棒,随着音乐的节奏充满激情地挥舞着,常常把教鞭都拍裂了。更重要的是,母亲为人真诚、热情,乐于助人,课下积极帮助学员克服各种学习上的困难,因此深得干部学员的爱戴。

人们常说教师是桃李满天下,母亲当时虽算不上是传统意义的教师,但是“领导学生”遍天下。当时跟着母亲学习的学员们,大都是干部,却对老师极为尊重。母亲说,有的学员想如厕,但为了不影响上课,宁可憋着也不中途出教室;他们无论在哪里遇见母亲,都会毕恭毕敬地喊“郑老师好”,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也如此。

那个年代,我们目睹过一件事,至今难忘:在一次报告会上,一位老红军干部在主席台上正要开讲,他一眼看到母亲坐在台下,便立即冲下主席台跟我母亲敬礼、握手。在知识分子不受重视的那个年代里,全场人对母亲有如此高的礼遇惊诧不已。

我们想,母亲之所以受到他人的尊重,是因为在她身上体现了人格魅力和艺术修养的高度融合。同时,艺术的基因通过母亲传递给了我们,滋养了我们,使我们在那个缺乏艺术的年代里充分受到了艺术的熏陶。

我们兄弟俩都是在工农干校出生的。当时父亲在财贸部门工作,为了方便照顾家庭,父母把家安在了工农干校。

当时工农干校大门的左边有一排平房,我们兄弟俩就出生在那里。虽然旧宅已经不在了,但那段记忆却是不可磨灭的,它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由于工农干校的旧址位于现在的广西艺术学院内,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地说:“我们是广艺的‘原住民’,广艺是培育我们的精神家园。”

C与艺术的不解之缘

恢复高考之后,军里于1977年考入广艺美术系,开始了更为系统的专业学习,艺术才能和艺术天赋在这里迸发。毕业后,军里因为成绩优异得到留校任教的机会。

1986年,军里29岁,有幸得到所任教学院的支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轰动。

在广艺的培养与支持下,军里取得了许多“第一”的成就:广西第一个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的美术家;原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今中国国家画院)聘请的第一位院外画师;第一批广西文艺创作最高奖“铜鼓奖”获得者;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唯一的艺术家……

2008年,军里的作品搭载“神舟七号”飞船驶入太空后,随“神舟十号”飞船于2013年返回地面,这些作品还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画院、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等机构收藏或陈列。

在专业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军里从一名普通的美术专业教授,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了广西艺术学院的院长,还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为提高广西美术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作出了贡献。

军健虽然读的是中文系,但是并没有影响他在艺术上的发展。在读书之余,军健仍然经常到广艺拜求名师指点,因而有了更广博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书法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充满书卷气。读大学时,广西举办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军健和在广艺读研的黄格胜同获一等奖。军健勤于创新,许多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收藏。从原广西师范学院(今南宁师范大学)毕业并留校后,军健除教授古典文学外,还兼艺术教研室主任,教授书法。不仅如此,军健的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齐头并进,观点新颖,独树一帜。1986年,军健的论文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首届全国书学研讨会,之后接连入选全国、国际书学研讨会。当时广西只有军健一人连续入选,引起书法理论界的关注,提升了广西在全国书法界的影响力。

后来军健从政,期间都大力支持广西艺术发展。尤其是在筹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时,积极推动广西与东盟艺术交流,打造面向东盟国家的艺术品牌,拓展了广西艺术国际交流的领域与空间。同时在博览会的整体设计、开幕式创意、国礼研发、服饰设计等方面,军健邀请广艺的专家共同攻关,使得博览会无论是整体形象还是细节设计,都体现了创新理念和艺术精神。

2010年,广艺开始培养书法硕士研究生,当时具有正高职称的书法教授不多,为解决这一问题,时任广西艺术学院院长和书记的黄格胜、潘晔出面邀请军健担任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我们兄弟俩一书一画,侧重不同,各有所长,对艺术的见解时有争论,时有分歧,但是始终拥有共同的艺术追求,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因而我们的成长道路和取得的结果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留校任教,从事教学工作,然后担任行政工作;两人都破格晋升职称;两人的作品都获得了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两人携手并进,始终做勤劳的园丁,同心协力培养艺术人才。

在广艺,军里成了两个“家”:不但汲取了艺术营养,成了艺术家;且与艺术教师魏恕结为连理,有了同样从事艺术工作的女儿郑格。一家三代都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D弦歌不辍,守望相助

追昔抚今,感慨良多。我们郑家三代人遨游在艺术的海洋里,我们在广艺辛勤耕耘,由最初的“原住民”变为广艺园丁,艺术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我们三代人的成长历程实际上也是广艺发展的缩影,同时我们也是广西艺术教育发展的见证者。母亲就读广艺时,学校规模较小,从1946年广西艺专成立到1953年撤销合并的7年间,音乐专业只培养了70人,美术专业培养了120人。而现在的广艺拥有6个一级学科,36个专业,在校学生规模达15000多人,是全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学科最齐全的艺术院校。从校园建设看,也不可同日而语。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广艺的校园比较简陋,校园周边环境差,进校的小路残破不堪,杂草丛生,尤其到了晚上,情景更为瘆人,据说师生夜归时心惊胆战,因为要路过一个人称“野猪林”的荒野之地。而今,广艺高楼林立,设施齐备,环境优美,学科建设水平在全国艺术院校中也名列前茅,真是今非昔比。

回顾我们一家三代人的经历,也使我们对人生哲理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感悟,对艺术有了更高的追求。比如人们常说的“文化兴则国运兴”,似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反映在我们三代人的身上,却是非常具体、形象、真切的。

母亲就读广艺时,音乐专业每年只有10人左右毕业。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专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但在那个不重视知识和艺术的年代,音乐作曲也是十分小众的,备受冷落。后来,母亲转教了语文,音乐反倒成了副业,荒废了在学校学到的音乐知识。母亲只有偶尔在教同学或我们唱歌时,才会兴奋起来,似乎她浑身的音乐细胞在那一刻复活了,她仿佛回到了抗战时期与同学冲上街头,在日本人轰炸后的废墟上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的情景。当歌声阑珊,母亲又沉默黯然了。

尽管如此,母亲与父亲始终没有熄灭对艺术的热情。父亲虽然是学经济的,但其国学功底深厚,书法也很好。记得军里毕业的创作作品《烈马与人》就是父亲题款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我们俩仍在父母的指导下静心学习书画。父亲指导我们书法的学习,母亲则带我们去向艺术学院的老师及她的校友学习。我们得到了当时比较权威老师的指导,找到了正确的学习方法,为我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父母把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寄托在我们的身上,把艺术的营养传输到我们身上,从那时起,我们的血液中就流淌着艺术的血脉和基因。

“十年动乱”时期,学习书画最大的困难不仅是师资、资料、笔墨的匮乏,而且还要经受心灵的压抑、环境的严酷,后者才是艺术创作的最大障碍。好在艺术之火是不会熄灭的,不幸中的万幸是,它锻炼了我们的抗压能力与坚毅的性格,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今天艺术学习环境的难能可贵。

改革开放后,文化艺术得到了弘扬发展,党和国家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扶持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我们置身其中,沐浴在艺术的春风里,见证了大时代的转变过程,深感如果没有这种大环境,即使我们俩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回顾我们家以前的这些事情,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更加努力为艺术发奋学习。

今天,我们驻守在艺术的殿堂里,每天都欣赏到学子们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守护着艺术的希望,真正体会到丹青不老、艺术常青,并品味着薪火相传与青蓝相接的艰辛和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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