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号事件始末

杨天亮 2018-07-14 17:27 大字

1938年8月24日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惨案:日本战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顾国际公法,公然连续围攻中国民航飞机。事件经过如下:

这天早晨8时4分,中国航空公司一架执行港渝航线飞行任务的民航飞机第三十二号——桂林号客机准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升空,飞往重庆。桂林号客机采用的是一种双引擎螺旋桨飞机——道格拉斯DC-3,为DC-2的改良版。DC-3翼宽28.96米、机长19.65米、机高5.17米、空机重量7.65吨、最大起飞重量11.4吨。DC-3能载客30人,只需在中途加一次油便能横越美国东西岸,再加上首次于飞机上出现的空中厨房,及能在机舱设置床位,为商业飞行带来了革命性突破。DC-3是20世纪30年代航空业激烈竞争的产物。性能比前代的飞机更稳定,运作成本更低。于1935年12月17日首飞,1936年8月8日正式投入运营,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正式将其命名为DC-3。中国航空公司是中美合资经营的,1930年7月由交通部与美商飞运公司签订合同,首开沪蓉(成都)、沪粤(广州)、沪平(北平)三条航线。1936年开通从广州至越南河内的中国第一条国际航线。

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DC-3双引擎螺旋桨飞机

桂林号晴空遇袭

8月24日这天天空晴朗少云,极其适合飞行。飞机准备经广西梧州转飞四川重庆。经过35分钟飞行,客机已飞临距香港65英里的珠江口上空,机上乘客还未来得及欣赏蓝天下的美景,突然间就遭遇了5架日本驱逐机。日机迅速占据高空有利位置,开始向桂林号疯狂扫射。情急之下,桂林号机长,美国人活士拼命拉起机头,试图寻找上方的云层掩护,无奈云层稀薄难以隐身。此时,日本战机已经追及,更是步步紧逼,穷追猛打,密集扫射,必欲置桂林号于死地。所幸桂林号仗着其优良性能,仅机翼部分中弹。但机长感到形势十分危急,别无选择,唯一的逃生机会,只有将飞机降落地面。他看到下面为一片稻田,周围有水堤,随即将飞机紧急而安全地迫降在了附近(广东省中山县张家边)的一条小河上,这里距岸边仅仅不足50米。到此时为止,机上所有乘员包括4名机组人员和乘客13人,均安然无恙,无一受伤者。

不料桂林号刚刚安然降落,机上的人们还没来得及庆祝,更大的灾难便接踵而至。日机紧跟着下降,先是投下炸弹数枚,企图将飞机炸毁,但距离目标甚远,未能命中。接着又再次一齐对桂林号进行连续扫射。“轮回凡二三十次之多,企欲将全机搭客杀害,以致机中十余人同遭毒手。”事后机长活士发表书面报告称:“不料余机甫降于小河中,日机又跟随降下,齐开枪向余机中各人扫射……时水流湍急,余泅于水中,被急流冲击至下游颇远。余抵岸上时,气力已疲……无何,抵一华军防戍营地。……被引至数里远之中山县。该县县长张慧长……对余极力款待,並用车载余往澳门,抵澳门时,已下午三时矣。”(《工商晚报》1938年8月25日)

8月25日下午,《中央日报》记者在赴澳门转中山县调查桂林号事件后,又于当晚10时返回澳门,並专门前往山顶医院(为当地国家医院),采访此次事件幸存者之一的乘客楼兆念。时楼颈缠绷带,精神极佳,谈锋颇键。他谈起遇难经过:

8月24日早晨八时三十分,我们所乘的桂林号飞机,起落不定,有十分钟之久,乘客正惊异间,枪声继起,弹穿机身,擦过我的颈部,鲜血直淌。当时我仍然相当镇静,迅速用手巾扎住颈部伤口。我向四面张望,发觉座椅上也被击穿一孔。随即,又听到局局的枪声,我座位旁边的王梁甫(文龙)手部也中枪。当时全体乘客,知有变故,都卧倒在座位边。但始终没有听到机长的相关通告,因此也不明白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不久,只听到啪的一声,机身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震荡。当时我们本想马上推开机门,但为“遵守规条,临难不苟,仍听候机长命令”,然而等了十数分钟,仍未听到任何消息,我这才奋力推开机门,看到飞机已经降落水面。此时,江水立即从舱门口涌进,容不得半点犹豫,我立即蹿入水中,并顺手携带一个椅垫,当作临时救生浮具。同时高呼大家都这样准备。这时河水水流湍急,就是比较熟悉水性的我,已经感到“难于挣扎”。我游离飞机愈远,见到机身愈侧倒。此时副机长也已逃出,看来他并不擅长游泳。他在我身后向我求援。于是我带上他,两人共同用一椅垫,但由于椅垫浮力太少,两人一度沉入水中。我随即放弃椅垫,采用仰泳状,任水漂流,许久方抵达岸边。这时有一舢板经过,我便高呼求援,始获脱险。却不知副机长的下落,后来才得知他已遇难……十分凑巧的是,在船上我见到了同被救起的无线电员,他能游泳,故亦幸免。此时我因为流血过多,十分虚弱。到石歧后,承蒙当局将我送到澳门疗治。……(1938年8月27日《申报》第四版)

桂林号飞机遇难者追悼大会

打捞残骸哀悼死者

上述3人虽然侥幸逃离虎口,但桂林号飞机上大部分乘客还是不幸罹难。8月26日下午,中国航空公司宣布已获得慎昌洋行协助,答应由广州方面派出打捞船携带专业器具,前往失事地点进行打捞。此前,中航公司已请蛙人(潜水员)潜入失事飞机机舱内寻找並打捞遇难者和邮件等物。8月25日,打捞出第一具遇难者遗体。此后,又派出技术人员及民工数百人,动用汽船二艘、民船三艘,对桂林号飞机进行打捞,该机身和机尾部分均已露出水面。此时已经可以看到机身上面的累累弹孔。26日下午二时在机舱内又打捞出一具女尸,人们一眼便可看出是一位孕妇。同时被从机舱内打捞出的还有许恩源夫人、杨锡远夫人及刘崇铨。截至26日下午,其余8位遇难者的遗体也都被打捞出来。

至此,已经全部打捞出14具遇难者遗体。

“乘桂林号赴渝者,共19人。计机长活士、副机长卢寿年(实为刘崇佺)、无线电生罗昭明、及侍役(乘务员)武庆华共4人,乘客15人。……乘客中原本有立法院院长孙科及其随员4人(此5人临时改变行程,没有登机,另补二人。)、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斤辛(新六)、交通银行董事长胡大文(笔江)、柏林大学中文讲师陆懿博士、聚兴诚银行董事长杨某之子杨锡远及其夫人萨根容、徐恩原夫人、熊光叔(孕妇)、李德邻、李家荪、王梁甫、钱亨利、陈健飞及最近由欧返国之侨胞楼兆念、……”

(《工商晚报》1938年8月25日)

此次空难除机长、机组无线电员及乘客楼兆念三人脱险外,遇难者中除14名机组人员和乘客外,还包括两名当时正在事发现场进行救援的当地农民。在打捞现场,除参与打捞的员工外,还有中央信托局经理凌宪扬、外籍工程师、中山县县长张惠长以及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军官等人。其中凌宪扬一直守候至最后一箱文件打捞出水面。至29日已将桂林号飞机打捞出水面,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仅是桂林号飞机机身,乃至飞机机翼甚至机身内的油箱均是布满弹痕,其状惨不忍睹。根据中航公司随后发布的现场勘验报告称:在16具遇难者遗体中,“被枪伤者九具。”其中杨锡远夫人头部后枕枪伤,徐恩原夫人头部左额角枪伤,王梁甫左手腕中枪伤、陆懿鼻部中枪、刘崇铨鼻部、左手枪伤,胡笔江头部左额枪伤及右脚五指被击去……另有两位不知姓名的遇难者系当地农民,看到险情,奋不顾身,前往施救,均遭毒手,一个头部中枪,另一个肩部中枪,不幸遇难。(1938年9月3日《申报》第四版)

遇难者遗体很快于27日移送至中山县大校场,暂时分别被殓入16具桐木棺中。28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分别殡殓。原准备于29日晨运送至香港,后来,被分批运送。其中6具灵柩最先于29日下午六时,由金山轮从澳门运送至香港。中航公司已于29日专门派两名职员前往澳门,料理灵柩运港事宜。而胡笔江、徐新六的灵柩则于30日早晨7时从澳门由瑞泰轮运送至香港。

得知该噩耗,时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委员长蒋介石于8月27日发送唁电给徐新六、胡笔江二人家属:“香港:徐新六、胡笔江二先生家属礼鉴:徐、胡两先生金融硕彦,劳绩卓然。此次因公赴渝,遭寇机所击,为国牺牲,贤才遽殒,感悼曷极。尚望勉节哀思,继志□仇,以慰英灵。特电致唁。中正感。”

对此,美国政府亦向日本提出抗议,美国驻日大使接到国务卿训令,于26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对日机击落中航机的抗议书。抗议书称:该民用机载有美国公民一人,及其他非战斗人员若干人,日机加以危害,本国极为不满。该机既有显明标识,且为有定时之商业航线,日方实能诿为误会。该抗议书更谓,此次事件,已引起美国人民之公愤。(1938年8月27日《申报》)

为了缅怀死难者,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国民政府于1938年9月10日下午3时,假借香港孔圣堂,举行公祭仪式,沉痛追悼胡笔江和徐新六。全国金融界、银行界也分别举行追悼会,追悼胡笔江、徐新六暨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梁甫,以志哀思。9月17日,由香港各界出面筹备,假座加路连山孔圣堂,又举行了桂林号飞机殉难同胞联合追悼大会。

桂林号遭袭谜团

人们不禁要问,日军战斗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袭击中国民航飞机,必欲致其死地,究竟意欲何为?

《申报》1938年8月20日第四版曾以《立法院院长孙科返国昨抵港,此行遍访各国,收获甚丰,留港二日便赴汉报告》为标题。报道了孙科自当年“一月间赴欧,分访英、法、苏、比、荷、瑞各国朝野,星轺所至,备受欢迎。……18日下午,行抵暹罗。翌晨5时,换坐帝(指英国)航机抵港。”

香港《士蔑西报》则认为:“惟此次之中航机,固无误认之可能也。中航公司本为中美合资创立。”日机此举,确系预谋杀害乘坐中立国(美国)投资的民航机内的非战斗员。日机空军甚至明悉何人搭乘该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杀害中国的金融巨子,尤其是被认为刚刚经过谈判成功争取苏联援助的孙中山哲嗣孙科。因孙氏在事发之前,曾向中航公司定票。日本方面在事前,应该已探悉孙科的行踪,此点尤其值得注意。只是直到最后一分钟,孙科突改乘欧亚机飞赴汉口,但日本当局进行袭击的命令,已经发出,“中航机之命运,已经注定矣!此五人之得逃生,非刽子手之意料所及也。”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孙科一行得以逃过一劫呢?随着岁月流逝,最终答案也逐渐显露。这里涉及到一位神秘人物──池步洲,当时他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总务组机密二股,负责侦收日军密电码,并进行破译。池步洲是当时中统局机关内唯一的留日学生,工作时年仅30岁,经验尚无。但是他通过统计发现收到的日军密电,基本是英文字母、数字、日文的混合体,字符与字符紧密连接,多为(MY、HL、GI……)。他作了进一步统计,发现这样的英文双字组正好有十组,极可能代表着0-9的10个数字。根据这一发现,池步洲做了一个大胆猜想:将这十组假设的数字代码使用频率最高的MY定为“1”,把频率最低的GI定为“9”。另外,日军密电中的数字,很可能表示的是当时交战军队的部队番号和兵员数目等数字。于是他又到部队进行了核对,由此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突破口……

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中山独子孙科要从香港返回重庆,日方认为这是一个剪灭国民政府要员的绝佳机会,遂密令日机中途拦截。密电被池破译,立即通知孙科。已到达机场的孙科,悄然返回。后来,此桂林号飞机果然在中途被日机击落。而机上的其他乘客和两名机组成员,则没有如此幸运,全部牺牲。

这一密码的成功破译,大大提振了中统局破译日军密码的信心,同时也奠定了池步洲破译日军密码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当然,这仅仅是他牛刀小试。三年后的1941年,才是他显山露水、一鸣惊人之时。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破译了截获的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

1.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2.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3.帝国政府决定采取断然行动。

由于他平时刻苦钻研,除了练就过硬的基本功外,还掌握了密码中的许多隐语,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顺藤摸瓜,他最终破译出这是“东风,雨”(即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日本搜集到有关美国檀香山海军基地的情报,池步洲作了两点估计:一、开战时间在星期天;二、地点在檀香山珍珠港海军基地。当这个消息呈递给蒋介石以后,蒋十分震惊,立刻向美国方面通报。但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高涨,罗斯福并未重视中国传来的情报。4天后,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发生。

如果说美国政府对破译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密码还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此后池步洲破译有关山本五十六行踪的密电,则引起了美军的高度重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在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向东南亚进军,攻占英、法在东南亚的属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及其随从分乘两架专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出巡太平洋战争前线,鼓舞日军士气。当时,池步洲得到两份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电报。一份用日本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池步洲破译的密电码,通常以LA开头,习惯上称之为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他迅速将破译到的情报,向蒋介石汇报,蒋立即通报美方。美军迅速派出16架战斗机前去袭击,全歼敌机。第二天,日本搜索队在原始森林里找到坠机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军刀,横倒在残骸旁边。

池步洲其人

抗战期间,池步洲为中方破译了大量日本密电,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都未公开他在抗战中的贡献。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小时候家境贫困,直到10岁时,由他五哥和五嫂资助,才得以上学。但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全部小学课程,之后考入福州英华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顺利读完中学之后,1927年池步洲前往日本,先是在东京大学机电专业学习。毕业后(1934年春),又在早稻田大学工学部学习。在这期间,池步洲遇到了他一生的伴侣日本姑娘白滨英子。

池步洲

在池步洲与白滨英子结婚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他毅然决定回国抗日,1937年于7月25日,池步洲携妻及三个子女自日本东京赴神户,再搭乘轮船返回了中国上海。池回国后,投奔南京国民政府。可到了南京举目无亲,认识的许多留日同学一个也没找到,所幸国民党政府设有华侨招待所,对留日学生归国抗日者,免费供应食宿,池步洲一家五口才得以栖身。正在此时,比池早半年回国的留日同学陈固亭也住在华侨招待所,陈时为陕西省政府社会处处长。同学相见,倍感亲切,畅谈数日,各抒抱负,均以国难当头参加抗日为己任。陈固亭告诉池步洲:中央(指国民党)特别需要留日同学研译日本密电码,委员长(指蒋介石)说了,谁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池步洲有意一试。于是经过陈固亭的介绍,池步洲进入中央调查统计局……

抗战结束后,池步洲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从事密电码研译工作,转到上海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从事金融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自问一生清白,拒绝撤退台湾。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池步洲不愿意参加国共内战,一度带着妻儿回到家乡福建省闽清县。建国后,他拒绝前往台湾,继续留在了上海。

晚年,池步洲陪伴妻子回到日本,过着平淡恬静的生活。2003年2月4日,他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6岁。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带回中国。2003年抗日战争胜利58周年之际,福建省闽清县在台山公园为池步州立碑,以此纪念这位抗日功臣、破译密电专家。除了在破译日本密码方面的卓越贡献外,他还留下了代表作品《日本遣唐使简史》《日本华侨经济史话》等。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8年05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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