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耳光暴露的难题
耳光事件中，被打的环卫女工坐在三轮车旁哭泣。她的遭遇，也反映了目前垃圾费收取在桂林所面临的困境。网友“choupichun” 提供
首席记者龚亮勇
3月9日，一情绪激动的居民朝一环卫女工扇了一耳光。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星期来每天将垃圾堆在自家门口的“黑手”。被打的环卫女工委屈而愤怒，垃圾堵门，这是被这位住户4个多月不交垃圾费逼出的无奈之举。
发出刺耳声响的一记耳光，也又一次牵出困扰桂林多年的垃圾费收缴难题。如果说，环卫工上门收取处置生活垃圾与居民缴费之间是千万社会契约关系中的一种，那低下的收缴率早已揭示它的举步维艰。
11天后，桂林进行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的全市总动员，彰显了这座城市着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决心。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也再度审视这一权利与义务简单逻辑中存在的繁杂阻碍，以及它自身寻求解决的尝试和变量。因为，维系市容卫生的它运行能否顺畅，直接拷问着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
矛盾频出的垃圾费
3月23日，银希富凌晨2点半就习惯性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直到下午2点，他才将东安街片区的居民生活垃圾全部收集转运完毕，回到家扒了几口饭便赶紧睡上一会，积攒体力。
下午5点，他带上一叠票据和一本小册子，骑着摩托车再次来到东安街，开始另一项工作——— 向片区居民和几家店铺收取第一季度的垃圾费。
第一个收费的对象是临街的一家维修铺。说明来意，收了21元钱，递过等额票据，在小册子上记上一笔，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银希富脸上露出笑容：“开了个好头。”
这第一笔钱，来得显然不是记者看到的那样轻松。
“这家店已经整整6年没有交过垃圾费了。”远离维修铺的银希富低声告诉记者，去年12月，他为此与店老板起了争执，“他拿起钢板喊要打人”。那次争执，显然还是起了作用。
接着，银希富来到东安街86号居民楼。他敲了敲一楼两户人家的门：“收垃圾费。”但没人开门。其中一户屋里传来清晰的电视声响。“人在屋里就是不给你开门，这种情况常有，下次再来吧。”银希富摇了摇头，继续往上爬。
楼里有14户居民，当晚银希富收到了6户的垃圾费。到晚上9点，敲了百余户的门，收到32户的垃圾费。
“没收到的这些，有些是家里没人，明晚再来碰碰运气；有些就是不愿交。”银希富服务的片区有500来户居民，其中有百来户常年不交费。为此，他没少跟人讲道理、起争执。
这也是桂林所有上门服务环卫工人年复一年面临的情况。
收不上费，劝说无果，一些环卫工人选择拒收垃圾或“退还一些垃圾”的方式抗议，查阅晚报以往报道，可以找到例证：
2009年4月，御城大厦一共用平台的垃圾清理费问题没能协商好，导致部分居民的生活垃圾连续多日无人清理，臭味弥漫。
2012年10月，中山南路铁道部疗养院小区9号居民楼有10户居民未交垃圾费，环卫工连续10来天拒收楼里的生活垃圾。
今年1月，象山区一小区楼道口被垃圾堵住，居民只能清理出一条路通行。原因是，楼里大部分住户没有交垃圾费，环卫工人为此情绪很大。
像“耳光事件”那样更为激烈的矛盾也不时出现。
2009年，象山环卫站环卫工秦陆照在一栋居民楼内收费遭拒后，返回的路上被几人围住殴打，导致头部缝了四针，在医院整整躺了一周。
同年，该站环卫女工阳淑德因为收不上垃圾费，搬来板凳坐在一居民家门口抗议。激烈的争吵后，阳淑德被户主弄倒在地，并打伤进了医院。
环卫站与环卫工的难题
然而，上门服务环卫工人的种种抗议并没给收费难问题带来太多的改观。
银希富负责的东安街片区有500来户居民，去年380多户缴纳了垃圾费。这一比例放在甲山街道办各个片区中是最高的。“东安街居民楼以较新商品房和单位宿舍为主，大多数居民对收垃圾费比较理解。”秀峰区环卫站负责甲山片区的一位管理人员解释说。
秀峰区环卫站辖区近些年总体居民垃圾费收缴率在七成左右，其中篦子园、九岗岭等老小区收费率大约只有五成，而城乡结合部的农民自建出租屋收费率更低至三到四成。记者从七星、象山环卫站了解到，它们辖区的收费率也大致与其相同。
低下的收费率让各城区环卫站叫苦不迭，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笔费用的收取合法合理。
2004年5月，市物价局就桂林市城区垃圾处理收费作出了批复，其中对生活垃圾处理费收取的标准做出了规定：向城镇居民每户每月收取7元垃圾处理费。
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一位负责人对这每月7元钱的构成作出了解释：包含上门收垃圾、用人力三轮车将垃圾送到中转站、再由中转站送到垃圾处理厂、最后处置一共4个环节的花费。
实际上，有偿服务还远不能填补这一块的支出。
七星区环卫站副站长罗为明告诉记者，该站去年收缴垃圾费在700万元上下，而预算支出为2000余万元。“我们曾经核算过，以目前这个收缴率要维持收支平衡，每个月每户垃圾费要提至19元”。
环卫站属全额财政拨款单位，垃圾费上交财政，巨大的缺口也由财政买单。为了尽量减轻财政压力，各城区环卫站都从一开始就向承担收费职责的上门服务环卫工定下以收费金额考核的任务。这一任务根据各片区实际情况划定，完成程度除了与上门服务环卫工的收费工资直接关联外，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基本工资收入。
收费工资是针对上门服务环卫工收费这一额外工作环节的报酬，金额为实际收费总数的一定比例。各城区环卫站的这一比例各不相同，其中两个城区环卫站分别为7%和10%左右。
“我不想收这个费。”在银希富看来，平摊下来每月只有200多元的收费工资与付出不成比例，而且一旦不能完成任务，还要倒扣基本工资和奖金。
秀峰区环卫站的几位环卫工告诉记者，该站负责中隐路片区的一名上门服务环卫工人曾因为没有完成收费任务，基本工资被扣得所剩无几，并在去年辞职。
今年45岁的银希富老家在湖南邵阳，在桂林打了两年临工，便和妻子一起进入环卫系统寻求稳定的生活。上有年迈双亲，下有正在念高中的儿子，银希富两口子每年要拿出全部的收入才能勉强平衡开支。像银希富一样，桂林市的大多数环卫工人都是来自县乡或外地的70后。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们肩负着一个家庭运转的重担。正是在这种压力和动力之下，收费率为他们所必争。
不过，在与拒交垃圾费的居民的博弈过程中，他们往往处于下风。
失衡的博弈
敲开门，银希富会隔着门框与主家寒暄几句，递过票据时总要说一声谢谢。走在小区的路上，他也不断向过往居民打着招呼。在东安街片区工作了12年的银希富对这里的居民熟悉而热情。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自己性格使然，更是为了收费时能顺利些。
打人情牌的背后，是环卫工人缺乏与拒交垃圾费的居民博弈的有效手段。
秀峰区环卫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8年，针对东安街七八家铺面长期拒交垃圾费的情况，该站联合工商、税务、城管等多个部门组织催收行动，收效不错。早在2004年，叠彩区环卫站也组织人力对辖区150多个商铺上门清欠，收回了大部分垃圾费。
不过，这些方式并不适合用在拒交的居民身上。秀峰区环卫站也曾有过通过司法程序追讨垃圾费的念头，但诉讼对象庞大而单个拖欠金额小，虑及费用、时间、精力等成本，目前他们仍未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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