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红豆院”里话新风
陈望道
《月牙》创刊号。
陈望道在“红豆院”。
史海钩沉
周晔陈振新
陈望道，著名教育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
1935年8月底，差不多走了一个多月的水路、山路，陈望道从上海来到桂林，利用这一时期桂林的特殊环境继续“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于校内大兴教育革新，在校外则主导各种新文化运动，不到两年时间，书写了一段雁山园里“红豆院”的佳话。
A擎起新文化大旗
无论是百年前加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一师风潮”，还是首译《共产党宣言》；无论是创办和主编《太白》杂志，还是来到当时的桂林广西师专，陈望道始终没有改变他“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初心使命。
促使陈望道前往广西师专的原因有二，首当其冲便是《太白》杂志被当局查封，失去了这一斗争阵地和堡垒，陈望道连基本的营生都出现了问题。
1934年9月，陈望道在复旦大学创办杂志《太白》，刊物的名字由陈望道提出并得到鲁迅的赞同，且寓意深刻：太白俗称太白金星，又称启明星，借喻黑暗时代即将过去，光明在望，黎明在即；太白还有比白话更白之意，意即用“大众语运动”来反击反动的复古运动。不料，1935年9月，杂志被国民党查封。
当时的上海，国民党反动政府残害、逮捕革命作家，陈望道与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胡愈之等联名抗议，受到了蒋介石政府通缉。此时，桂系国民党将领白崇禧、李宗仁在广西打出“反蒋”“抗日”旗号，标榜民主和自由，邀请各地名流学者赴桂，桂林一时文人荟萃，文教革新，蔚然成风。加之，创办于1932年的桂林广西师专，在首任校长、共产党员杨东莼的培育下，3年间已建立起艰苦朴素的学风和研学马列主义的传统。1935年8月，时任教务长陈此生一封书信，便请到了困顿于时局的陈望道前来中文科任教，随行还带来了“陈家兵”：弟弟陈致道，进步学生夏征农、祝秀侠、杨潮等。
陈望道来到广西，又旗帜鲜明地扛起了新文化的大旗。1935年10月，陈望道作为新教员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一场题为《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的演讲，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天，他以清亮的浙江口音谈语言现象中存在的封建思想，抨击日常生活中宣扬封建道德的现象，并指出：“我们应该怎样去反封建？必须从具体事务上去看去反，不要笼笼统统地观察，否则许多封建的东西，摆在我们的面前都不认识，还说什么反封建？”此后不久，陈望道领导师生以《桂林日报》为阵地展开了一场“文白之争”。
20世纪30年代初，文化教育界出现过一场“文言复兴”的逆流，陈望道曾为此发动大众语讨论以击退复古思潮。来到桂林后，他抓住了当时桂林中学的一份名为《南熏》校刊的序言，展开了反文言文的斗争。当时《南熏》刊载了一篇用骈体文写的《南熏序》，陈望道一眼看出了此文不仅思想十分迂腐，极力宣扬学生应循规蹈矩读死书，就连文字也有多处不通顺，便立即组织师生反之。该文作者为求辞藻华丽而不顾文意，剽窃南朝齐梁时期丘迟所作《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陈望道授意祝秀侠尖锐地指出：“先生之意，‘暮’春三月；先生之文，江南‘草’长；先生之句，‘杂’花生树；先生之词，群莺‘乱’飞。”接着，抓住“暮、草、杂、乱”四字，授意学生分别撰写短文批驳，击退对方腐朽思想。由于在当时，文言文被视作封建思想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场“文白之争”实际上是反封建斗争的一种形式，不仅提升了白话文在桂林的地位，也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
B创办《月牙》与壁报
1935年秋天，在陈望道和陈此生的倡议和支持下，师专师生创办了校刊《月牙》。
陈望道以《月牙》命名校报，其用意或有三：一是指月之初升，喻新生事物的成长；二是借“月牙”（独秀峰下月牙池、漓江东面月牙山、月牙楼等）彰显刊物的桂林特色；三是象征当时农村革命的深入。
陈望道亲手绘制杂志标识，每期刊载于题头。标识图案以简单的红色线条勾画成一弯眉月和几颗星星，眉月若装上柄，就像镰刀，似乎农民拿起枪杆子了，且像是党徽的一部分，寓意深远。
这份刊物由夏征农任主编，杨潮等担任编委。发刊词中这样介绍办刊目的：“借这个刊物，做星星的野火，好去燃烧起那被压伏在反动统治下的民众心里的革命烈焰，一齐起来，廓清一切黑暗的反动势力，创造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并推动中国文化，正式踏上一个新的阶段。”
这本刊物由师生通力合作，刊登的文章往往切合实际问题，对学生了解和分析国内外形势很有启发。如《最近的中日关系》《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等，陈望道的演讲稿《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也发表在其第二期上。《月牙》还先后出版了几期专辑，如1936年3月出版的“抗日专号”、1936年5月出版的“反文言文专号”。除了结合政治形势的评论外，《月牙》也刊登戏剧、诗歌、小说等创作。虽然《月牙》只是一份内部刊物，却影响了广西文坛，繁荣了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
除《月牙》外，陈望道还亲自指导创办并命名了一份名为“普罗密修士”的壁报，他借用古希腊神话隐喻抗拒强暴、为人类幸福不惜牺牲的英雄精神。在解释命名时他说：“目前中国也正需要光明，需要千千万万敢于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普罗密修士啊！我们要在桂林，要在广西师专点燃起光明的火把来，照亮全中国。我们广西师专的每个同学，都应成为敢于斗争、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的普罗密修士。”
当时的师专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陈望道建议在壁报上刊登一则“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研究专刊”征文启事，启事一出，稿件纷纷而来。师专一时间成了壁报的海洋，研讨中国社会和革命出路的盛况不但影响着整个广西，甚至波及海外。此时的广西师专也被国内外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堡垒”。
C主讲修辞导话剧
广西师专当时校址所在的雁山园地处桂林近郊的良丰村，原是清代临桂乡绅唐岳的别墅，后为两广总督岑春煊购得。之后，岑春煊又捐献归公。园中有山，有洞，有溪流、湖泊、水榭、棋亭等，更有参天的相思树……为安排陈望道等教授的生活，师专兴建了房屋供他们居住。
陈望道的住所旁便有两株浓荫蔽日的相思树。每当秋风乍起、红豆散落之时，便有人来此采撷红豆。陈望道目睹此景，很有感触，便将住所命名为“红豆院”，又因当年在那里任教的教员多是单身独居，许多已婚的教员也未带家眷，于是大家又把这个院子称作“相思院”。迄今，陈望道先生的儿子、复旦大学教授陈振新还珍藏着父亲从“相思院”带回的一把红豆。
陈望道在师专讲授“修辞学”和“中国文法”两门课程，所用教材是他的著作《修辞学发凡》和新编的《中国文法研究讲义》。尤其是《中国文法研究讲义》，这是陈望道一个字一个字亲笔写下的，其手稿今日还留存，文稿纸仍清晰印有“师专稿纸”字样，印记着那段难忘的时光。
在陈望道的课上，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边教边补充资料，联系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阐述个人心得，生动有趣又启人深思。学生们记得他在课上曾举出刘半农关于“打”字所作的研究。刘半农曾专门搜集了100多个“打”字，后来搜集到8000多个，备受困惑，斥之为“混蛋字”。陈望道给学生指出：这是研究方法问题，一味罗列杂纂，没有作高度综合的研究，无论搜集多少“打”字，也只能说明其用处，不能说明其用法，“打”字用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陈望道虽然不是戏剧家，却是话剧的倡导者，他用话剧这一新文艺的表现形式为广西开启新风尚。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师专师生组织成立了“广西师专剧团”，陈望道任团长，并领导师专剧团先后举行了两次盛大的话剧公演。1936年1月，剧团进行了第一次公演，演出震动了全校，开启了桂林师生合演话剧的先河。
此后，陈望道函邀著名戏剧家沈西苓来师专教授戏剧理论课并指导话剧的排演。剧团进行了第二次公演，当时《桂林日报》整版刊登了《师专剧团第二次公演特刊》。为纪念那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师专在桂林王城第三高级中学礼堂进行售票公演，起初还以为观众不多，会出现退票和冷场状况。然而，实际演出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抗战期间，许多戏剧团体、戏剧作家和演员汇集桂林，由于抗日救亡宣传的需要，桂林的话剧更呈现了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但追本溯源，人们仍把陈望道倡导的1936年“师专剧团”那两次盛大的话剧公演，当作广西话剧运动的起点，起到了播种和开拓的作用，经过陈望道等人的开垦，话剧这一新兴剧种作为新文化的象征，开始在八桂土地上成长起来。
桂林的广西师专1936年下半年合并到南宁的广西大学文学院后，陈望道等也来到南宁短暂任教，但此时因为学校受到桂系势力的直接控制，政治上日益转向右倾，进步师生极大地受到抑制，陈望道等进步教员再也无法在广西继续任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又回到上海，投身波澜壮阔的抗日运动中……
（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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