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走出的民主斗士梁昌诰
?今日花岭小学(（资料图）
■谢德裕
梁昌诰（1880—1926年），字右真，临桂区茶洞镇花岭村委定安堡村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昌诰参加广西乡试中解元。第二年留学日本，入读明治大学。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1912年以国民党籍的代表身份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袁世凯实行封建皇权专制后，梁昌诰继续跟随孙中山，积极投身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是清末民初著名的革命党人和反独裁民主斗士。
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
梁昌诰出身书香门第，他勤奋好学，进步很快。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昌诰的朋友送他一部《饮冰室文集》，这本书是戊戌变法时梁启超所著，书内“新民议”、“爱国论”等篇章，新颖的观点，精辟的见解，令他耳目一新。当年梁昌诰参加广西乡试中解元。此后国家废除了科举考试。为寻求富民强国的道路，1904年梁昌诰东渡日本留学，入读明治大学。
明治大学本部设在东京都千代田区，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与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立教大学并称东京六大校。明治大学以“权力自由”、“独立自治”为基本理念，努力培养顺应时代变化要求的人才，为日本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治大学的毕业生校友群广泛，其中不乏著名的政治家及财经界的人才。中国著名领导人周恩来亦曾在该校(预科)求过学。
梁昌诰留学日本期间，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返回日本东京，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倡导筹备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8月13日下午2时，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孙中山。虽正值暑假期间，但到会者竟达1800余人（也有日本学生）。后到进不去富士见楼会场，伫立在街边仰望楼上的中国留日学生有六七百人之多。孙中山穿洁白的西装从容步入会场，满场鼓掌。中国东京留学生自有集会以来，从没有这样的盛况。梁昌诰有幸参加了这次集会，并亲自听了孙中山的演说。
孙中山说：“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的一天，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他呼吁抛弃君主制，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把中国建成一个20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掌声阵阵经久不息。留学生欢呼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富士见楼欢迎会成为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动员大会。
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本部设在日本东京，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同盟会制定《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反略》等文件，决定在国内外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支部和分会。梁昌诰在日本东京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满清皇朝的斗争。他由科举解元变为了一个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革命党人。
中国革命同盟会确认其政纲为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该纲领后又被解释为三民主义学说。发行《民报》作为机关刊物，《民报》成为同盟会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革命同盟会本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再迁南京。
倡办新学北京遇险
1906年，梁昌诰从日本明治大学学成归国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孙中山说的抛弃君主制，把中国建成一个20世纪头等的共和国的思想。他利用课余时间到乡下“唤起民众”，深感民众没有文化的痛苦，而民众没有文化又怎能“国民兴起”？于是在宣统年间（1909～1911年）他回定安堡发动群众捐资兴办新学堂，他首先动员自己父亲带头捐出良田12亩，又动员其他人也捐田，经过几个月的发动，花岭、定安堡等村共捐得学田69.3亩。村民用学田的租谷为经费，办起了茶洞乡最早的一所新式学校———花岭圩小学堂，使花岭圩及附近村庄农户的儿童都能免费上学。从此在临桂西乡一带，梁昌诰的口碑甚好。
民国元年（1912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在北京成立，孙中山为理事长。同年，梁昌诰以国民党籍的代表身份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民国初年中国政党众多，不少政党经常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争斗。当时的国会被旧势力掌握着实权，旧势力极力对抗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拥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1913年10月，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为了实行封建皇权专制，于11月4日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撤销所有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职务。国民党国会议员不仅丢了职务，连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
梁昌诰因为有民主思想，十分不满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所以他在北京的居所受到严密监视，出门被人跟踪。反动势力还千方百计拉拢他，派人上门许官许财规劝他弃孙挺袁，梁昌诰立场坚定，软硬不吃，来规劝的人多次被他驱赶出门，说袁世凯的作为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因此反动派对他怀恨在心，就想除掉他。一个晚上，有人急忙敲开梁昌诰的门，告诉他说，先生赶快躲一躲，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在腥风血雨中，梁昌诰在友人的帮助下，化了装，摆脱跟踪，在正阳门（前门）西车站上火车，辗转回到桂林，这才躲过了一劫。
继续倒袁死而后已
梁昌诰回桂林后，仍然紧跟孙中山，积极投身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期间他应聘到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当校长，以校长职务掩护秘密的革命活动。当时，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在桂林的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獗，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从事推翻袁世凯皇权统治的革命活动，处境是相当危险的，但是梁昌诰不为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而是更加坚定了倒袁、护国、护法的决心。
袁世凯的党羽秦步衢是桂林巡抚营少将统领兼桂林府议会副议会长，拥有重兵。秦步衢在桂林实行白色恐怖，一心想消灭在桂林的革命党人。一天有亲信对秦步衢说，从北京回来的梁昌诰在学生中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传武力倒袁的主张。秦步衢下决心除掉梁昌诰。但秦步衢的巡抚营中也并非铁板一块，也有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拥护革命。所以在巡抚营兵出发捉拿梁昌诰前，有一位姓李的巡兵冒着危险偷偷地跑出军营，赶到广西法政专门学校，告诉一位教师说，秦步衢的巡兵马上来包围法政学校捉拿梁昌诰。
广西法政学校的那位教师马上从课堂上叫出梁昌诰，说秦步衢马上来包围学校，你快逃。梁昌诰从大门逃走已来不及了，他急忙从学校后门逃上叠彩山一个隐蔽的山洞里躲藏。秦步衢在广西法政学校捉不到梁昌诰，但仍不死心，在全城实行宵禁，并命令各路口关卡严查捉拿革命党人。梁昌诰躲到天黑，在学生的帮助下从叠彩山边雇了一叶小舟顺漓江而下，在南溪山登岸，过将军桥，绕过路口村，准备赶回茶洞定安堡。
回定安堡要过义江，过义江要过琅琥渡，但是晚上艄公不开船，下游的两江圩有浮桥可以过江，但过桥不安全，可能有桂林巡抚兵把守，所以梁昌诰决定从梁村过高寨渡回定安堡。因为定安堡梁姓是大姓，加上梁昌诰在乡里口碑好，估计大兵不会来搜捕的。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梁昌诰家人安排眼线在琅琥渡放哨。
果然不出所料，秦步衢派出密探从两江浮桥过江，又从琅琥过渡深入到花岭圩（民国时定安堡村属花岭乡辖）侦探梁昌诰的藏身之地。梁家人认为民不和官斗，百姓不和兵家相争，退一步为上。所以梁昌诰在桂林巡抚兵来捉拿他的当天早晨远走湘西，躲过了秦步衢的追杀。
民国五年（1916年）3月5日，广西宣布独立并联合滇、黔等省讨袁，梁昌诰才回到桂林，继续为民主斗争。
梁昌诰为革命和民主事业奋斗一生，民国十四年（1925年）因病到广州治疗，1926年不幸在广州逝世，享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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