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桂林石刻印象
普陀山麓寿佛洞一带大多数石刻均与浑融和尚有关
清·俞徵李雍李质题“薰絃”二大字
清·朱树德桂林八景题记
□秦冬发文/摄
石碑形制多起来
唐宋时期，直至元、明两代，一些桂林石刻即便在题额上称为碑，但其形制却是摩崖，而非可以移动的石碑。比如《唐·韩云卿撰舜庙碑并序》《宋·余靖大宋平蛮碑》《宋·朱熹有宋静江府新作虞帝庙碑》《宋·秦祥发撰广西经略安抚焕章赵郎中德政碑》《宋·游似撰有宋特赠正奉大夫直龙图阁谥忠节曾公神道碑》《元·刘杰撰帝舜庙碑》《明·汪道昆平蛮碑》等等，这些称作碑的桂林石刻形制均为摩崖。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当与桂林“千峰环野立”，遍布石山，便于就地取材有关，毕竟直接磨崖刻字比取石材割成石碑再磨石刻字要来得方便。
与此同时，桂林的一些石刻，特别是纪功石刻，虽然形制为摩崖，在题额中也没有“碑”字，或者根本就没有题额，也没有题目，但后人也多以碑称之，比如《宋·饶祖尧跋刻元祐党籍碑》，题额中只有“元祐党籍”四字；《宋·张茂良撰广西经略赵公德政碑》，题额为“广西经略显谟赵公德政之颂”；而《宋·李曾伯抗元纪功碑》《明·杨芳皮林纪事碑》《明·何士晋贵州纪事碑》三件石刻并没有题额，也没有题目，我们往往亦以碑称之。
宋代桂林石刻中，真正以碑的形式留存至今的仅剩李彦弼的《湘南楼记》，它与颜真卿“逍遥楼”题榜互为碑面、碑阴。元代桂林石刻中，以碑的形式留存至今的只有立于桂林府学旧址（即今桂林中学校园）的寥寥几件，多与教育有关。明代桂林石刻中，以碑的形式留存至今的也不多。到了清代，这种现象有了明显改变，除了摩崖形制以外，能移动的石碑明显多了起来。以杜海军《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一书为例，该书收录清代桂林石刻总数是636件，其中以石碑形制呈现的有152件，远远多于之前的朝代。之所以出现这种改变，我认为除了时间上距离现在相对较近，大量石碑得以留存下来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石刻内容的针对性、地域空间的特殊性与石刻内容最大限度地贴近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最终促成了清代立碑刻字的大量兴起，这是清代桂林石刻伴随内容的拓展而在形制上呈现出来的一大特点。比如立于桂林府学旧址的清代石刻，形制为石碑；立于城市街巷、会馆庙宇、圩场集市、村头路旁的大量的禁约碑、山林水利纠纷判决碑、捐资列名碑、诰封碑等等，形制也都是石碑。
与两人两地两事有关
清初，桂林石刻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即大多数石刻均与“两人两地两事”有关。
“两人”是指浑融和尚和道人刘仲远，前者振锡七星山麓的栖霞寺；后者传闻在南溪山得道成仙。
清初的桂林石刻大多数就镌刻在城东七星山、七星山麓栖霞寺后的寿佛洞一带和南郊南溪山的刘仙岩、白龙洞这“两地”，栖霞寺在清康熙年间仿若战地医院，征战南方的清朝官员在此休养歇息，题名赋诗，多与浑融和尚往来；而南溪山刘仙岩在清康熙年间经张本真之手，营造出了浓厚的道教氛围，成为名副其实的道教圣地。
“两事”是指重建、重修桂林府（郡）学和重建、新建各种庙宇佛堂。以重建、重修府（郡）学，重建、新建各种庙宇佛堂来加强教化，收拾人心，这是统治者治理天下的重要举措之一，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清初桂林社会动荡，教育停滞，人心不稳的现实。至于浑融和尚与栖霞寺、道人刘仲远与南溪山，我在《拜谒浑融上人》《刘景研究的五个谜团》中已有详细交代，兹不赘述。以杜海军《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一书为例，清顺治、康熙年间镌刻的桂林石刻有158件，其中与“两人两地”有关的桂林石刻就有95件，占60%还多；与“两事”有关的桂林石刻，有16件。
其中，《线国安撰新建白龙岩马王庙碑记》说的是钦命广西等处镇守征剿将军、总管定南王下官兵都统、太子少保伯线国安，在南溪山白龙洞新建了一座马王庙，供奉战马。就我所知，这是桂林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战马建一座庙宇。碑文中说：“粤西地处荒服，接壤滇、黔、南越蛮彝错绣之区，从前戡定，耑尚武功，数载征绥，始获宁谧……天子龙兴，朔漠运数独当其盛。所与翊赞开疆，莫不从马上树绩。推原始而建祀，以不忘默佑之功，又乌可已也耶。”从这建庙原因可以窥见清初时，长时间的战争给桂林带来的影响。线国安说粤西“始获宁谧”是指顺治年间清政府打败了南明政权，战争停歇下来了，但康熙十二年（1673）开始的三藩之乱，又给桂林带来了兵燹之灾。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冬，持续8年的三藩之乱才被平定。对于清政府而言，这是确立稳定的皇朝统治的标志。
内容上的极大拓展
入清以后，桂林石刻上单纯的题名题记变得少了，摹刻文章与题诗占了绝大部分，甚至有人就声称以题诗当作题名。比如道光十六年（1836）重九日，湖北孝感人乔用迁“招同喻莱峰、倪濂舫两太守，周式斋司马，向春楼别驾，何小谢、孙茶云、夏伯威三大令登风洞山，小谢、茶云因事未至，伯威即席赋诗，同人依韵和之，泐石山壁，以当题名”。
题诗方面，其实也是延续了明代桂林石刻以镌刻诗歌为主的传统，稍有区别之处在于诗歌形式上有了一点点新变化，不再满足于以前字数规整、平仄对仗的五七言诗，而是多了一种“放歌”体，诗中长短句混杂。即便是五言、七言一句，也趋向于朗朗上口，晓畅明白，易于歌唱，形式上更加自由了。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蔡之定撰风洞歌》《胡长庆撰重九日登伏波山放歌》《黄体正撰壶山看桃花饮雷酒人墓放歌》《王诚心撰假山歌》《张联桂撰重游风洞山放歌》《张联桂撰伏波山放歌》《张联桂撰栖霞寺落成诗》《谢锡琛撰叠彩山睡石佛歌》《俞徵撰游风洞谒关圣歌》等等，数量不多，犹如昙花一现，吉光片羽，像极了宋元明清以来桂林石刻上词作不多，仅有寥寥几首的情形。
至于摹刻文章，这是桂林石刻在篇幅上的变化。宋代以来常见的题名题记、简单的到此一游等内容在清代变得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长篇文章。究其原因，与清代桂林石刻所记载的内容有关。相比唐宋元明，清代桂林石刻在内容上有了极大的拓展，已不仅仅局限于文人士大夫的游山玩水，搜奇访异，题名题记题诗到此一游，而是增加了许多与普通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诸如各类重建桂林府学碑记、大量的捐资列名、修庙筑桥、增修会馆、买卖房屋、山林禁牧、公议禁约、水利事宜、官府告示、牌坊诰封等等。清代桂林石刻上呈现的不再是单一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山水间的游乐气息，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开始登堂入室，在石刻上纷纷呈现出来。清代桂林石刻的内容更加接地气，涉及范围更广，更加五光十色，五彩斑斓。这说明随着人口的增多，社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人与人、村与村、官府与民间、庙堂与江湖、皇权与宗族之间需要调整的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相应的这些内容也就在石刻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映。
兹举数例，窥一斑而见全豹。
1.朱椿撰拨付秀峰宣城两书院经费碑记，碑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对经费拨付、正课生童待遇、附课生童人数等均作了详细规定。
2.灵川县示谕贸易碑记，碑在大河圩，立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碑文有云：“凡属圩市，一切生理，公平交易，毋得欺伪，致妨国制。况今大河圩正在演戏，开圩招商贸易，尤当善始，恐有无知棍徒，借端滋事，扰乱圩场，为此，示谕该处见地圩长及诸色买卖人等知悉。”碑文中还列明了牛行、猪行、盐行、布匹、杂货等买卖圩规。道光五年（1825）七月，应三都十六图村老呈请，灵川县在大河圩立碑，“示谕该处居民人等知悉，查窝留贼匪、行窃聚赌、宰杀牛只等项，一经有犯，重则遣戍，轻则杖徒。”村老们呈请的公议乡约中，有“两里杀猪人不得灌水，头、脚、下水，不许搭肉同卖”、“老弱残疾花子，听从给米一酒杯，不得沿门俱要”、“每年正月十六日，换给示禁，重整乡约”等等条款。
3.护国庙桌碗勒石纪事碑，碑立于嘉庆十一年（1806）十二月。碑文中记述了桂林众街老人会首在护国庙商议，“将庙内所占屋地四间，卖与买房屋之人，将地价以买桌凳碗碟，存于庙内出租，所得每年租息，添补太平清醮应用。”并详细列明了“所置八仙桌八张，板凳四十条”“碗柜二个”“大碗一百个，饭碗八十，酱油碟八十，酒杯八十，条羹八十，茶杯四十”等等。
4.奉示永禁扒船姓名碑记，碑立于道光二年（1822）十月，这是桂林府于道光二年四月出台禁止端午节扒龙舟告示后，桂林阖街众姓“诚恐日久告示损坏”而“据禀请，将前示勒石永禁”，并将“阖街姓名，开列于后”。关于桂林禁扒龙船事，后来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光绪十五年（1889）又先后有公议禁约，镌刻上石。
5.董福弟等为木龙洞义渡具结碑记，摩崖在木龙洞江边岩石上，同治六年（1867）五月刻。石刻云：“私渡人董福弟、黎长儿等为当官具结，勒石永遵。”“我等私渡，不得因图微利，致生事端，阻挠义渡，自立碑之后，永不敢在木龙洞码头上下渡人。如已后再妄生事，许义渡首事送官究治。永远为据。”“已后”当为“以后”之误。
以上凡此种种，在以前的桂林石刻上几乎都是未曾见过的。
石刻成了黑板报
就内容而言，宋代桂林石刻留住了各级官员游山玩水，啸傲山林，享受在山水间扪崖剔藓、搜奇访异、沿崖读封碑的快乐。元代忙于缓解异族统治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刻石题诗题记行为几乎停滞下来。进入明代，朝廷对广西少数民族边远山区征讨平叛的军事行动特别多，这时期的不少桂林石刻都充满了血腥味。到了清代，随着人口增多，商业兴起，入驻桂林的各种会馆也渐渐多起来，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逐渐走到前台，这时期的桂林石刻更多地涉及社会上需要调整的种种矛盾。朝廷有律法，乡党有禁约。邻里关系，百姓信仰，官府告示，种种规定，如何传达到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这时候，桂林石刻就成了一种有效的宣传载体，成了一种宣传工具，像“黑板报”了。这也是我之前说的石刻内容的针对性、地域空间的特殊性与石刻内容最大限度地贴近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最终促成了清代立碑刻字大量兴起的原因。
清代桂林石刻成了明示规定的宣传载体、宣传工具，在况味上再也没有宋代桂林石刻作用于人的情感与审美那么有味道，它变得不好读了，缺乏美感，讲求实用，充斥着种种规定，调整着样样矛盾，给人的感觉就是，清代桂林石刻上呈现出来的婆婆妈妈的事务性内容越来越多，调整这禁止那。尽管康熙年间广西巡抚陈元龙在《游龙隐洞》诗中写过“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呈现出文人士大夫在山水间悠游行吟的舒舒服服的情状，但纵观整个清代的桂林石刻，让人感觉时人面对眼前的山水，仿佛再也潇洒不起来了。按，有人不仅不觉得桂林山水甲天下，反而觉得好像是穷山恶水一般，比如康熙二十六年任广西提督学政的陆祚蕃，在其《粤西偶记》一书中这样描写桂林山水：“桂林山俱青黑色，不生树木，巉削直上，不可登陟，形如笔床，琐碎险恶之状，无所不有。中多窍，每风起，洞中作声，殊不耐听。”从宋代的纵情山水无忧无虑，一变而为仿佛一夜间整个社会无端烦躁起来，热闹起来，不得安宁了。官府衙门忙着贴告示。村老会首忙着公议禁约。商号信众忙着捐资修庙增修会馆。各色人等在清代桂林石刻上熙来攘往、欣欣然、闹哄哄、热闹至极，从石刻中我们再也很难看到人的真性情。清代桂林石刻的这一直观感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余两点深刻印象
当然，清代桂林石刻留给我的另外两点印象，也值得一说。
一是清代的伐石打碑刻字行业兴盛起来，刻石水平整体上得到提高。
纵观桂林石刻，宋代的刻得最好，水平最高。元明以后，逐渐走下坡路。清初，桂林的刻字业处于低潮，没有高手。陈元龙在全州湘山寺刻“寿世慈荫”，要“往江南顾觅刻字善手”。李宜民刻老子像，“虑无善手，值山阴孟君季堂谙于章篆，请试碑刻”。刻五代贯休画十六尊者像，也是由孟季堂奏刀的。随着商业的发达，桂林的刻字业逐渐兴盛起来。清中期以后，桂林的刻石技艺迎来了复兴期，不仅出现了像贺光禄堂这样的刻石堂号，还出现了像贺广文这样的刻字高手，刻的作品都可以当做礼品送人。有关桂林石刻刻工技艺方面的更多内容，详见拙文《曾经的声影，消失在阵阵刻石声中》。另外，虽然我们暂时还不清楚清代刻字的具体收费标准，但清代桂林石刻上已多次出现勒石刻字花费的记载，比如“勒石刻字钱一千九百文”（《李根寿等捐助白龙洞庙田及银钱碑记》）、“勒石工钱共用钱三十七千一百七十四文”（《李培德等捐资修造白龙庵神龛记》）、“石碑刻字钱八千八百七十一文”（《唐惟寅撰重修花桥街祠记》）、“碑石并写刊去钱十四千文”（《重修象元街碑记》）、“勒碑石工料钱八千五百文”（《重修护国寺捐资碑》）等等，大抵自道光年间开始，伐石打碑、勒石刻字作为一项单独费用，计入开销账目，并镌刻上石，这是商业意识在桂林石刻上的体现，这也是唐宋元明以来的桂林石刻上所未曾有过的内容。
二是俞徵李雍李质三人对桂林山水景观的高度概括。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结拜为兄弟的江西人俞徵和桂林人李雍、李质三人游览桂林山水，分别以两个字高度精炼了点出了十大景观的特征：拾翠、蓉镜、餐霞、钓璜、破壁、吟风、浣月、捧日、薰絃、凌霄。其中，“拾翠”镌刻在伏波山南面半山，描摹了春天三月伏波山满目苍翠的景象。“蓉镜”镌刻在伏波山还珠洞，与试剑石的传说有关，岩石连出状元，人镜芙蓉，即指科考中状元及第。“餐霞”镌刻在七星山四仙岩，已毁。呼吸沆瀣，餐食朝霞，即是修仙学道。桂林老八景之一的栖霞真境说的就是七星山栖霞洞的景观，它有着浓浓的仙风道骨的意味。至于四仙岩，得名于明代正德十六年，巡按御史屠垚和镇守太监傅伦等四人携酒同登七星岩，屠垚说：“吾四人者，咸以王事无家来，偶假半日，公余会游于兹，相忘尘世，得谓之四仙矣乎。”诸公叹曰：“然。”遂以书其纸为名其岩，命工镌之。四仙岩名由此而来，也是洋溢着一种怡然自得的仙气。“钓璜”镌刻在月牙山半山腰的山道旁，站立石刻处往北望，花桥映入眼帘。月牙山麓有小东江潺湲流过，宋代方信孺写小东江有诗句“雨脚初收鱼尾霞，满溪流水半溪花”，真乃垂钓佳境也。至若钓璜者，垂钓而得玉璜也，比喻臣遇明主，君得贤相，意思又更进一层。“破壁”镌刻在龙隐洞，寓意神龙破壁而飞，上飞天汉，飞到银河去了。“吟风”镌刻在叠彩山风洞北口，与风洞这一自然景观有关，亦可指吟风弄月。“浣月”镌刻在象山水月洞，浣月本意是指在月光下洗涤衣物，但对于文人士大夫们来说，天际明月高悬，江面清波徐来，此情此景岂只是洗涤衣物能代表的，至少也是追求一种吟风浣月，濯足濯缨的意境与情怀吧。“捧日”镌刻在隐山朝阳洞口，旭日东升，双手捧起太阳，比喻忠心辅佐帝王，与钓璜二字异曲同工。“薰絃”镌刻在虞山韶音洞口，即薰弦，《孔子家语·辩乐》：“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后以薰絃指《南风歌》。“凌霄”镌刻在独秀峰，它和同样镌刻在独秀峰的“南天一柱”“擎天”“介然独立”“卓然独立天地间”等等，都是对独秀峰的赞美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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