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千古月长明——贵港清末民初城厢登龙桥“李氏同胞三杰”（下）
今日东湖。(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登龙桥。李万里
（接上期）
清官县长李镜堂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全国各地爱国人士闻风而起响应独立。同年九月十六日，在广西省府桂林城，二十多名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志士在咨议局黄宏宪、蒙经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学生陈太龙等人的率领下，冒险到藩台衙门请愿广西独立。广西藩司王芝祥大怒曰：“你们要来闹事，我全都清楚。我王某讲交情，但是我的大刀是不讲交情的！”
在二十多名冒险请愿者当中，有一名任职桂林广西优级师范教员的热血青年，他籍贯贵县城厢登龙桥，早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名为李峻寰，又号李镜堂。
1935年，年逾花甲的镜堂先生在广西陆川县县长任上退休还乡，当地父老沿街摆设竹叶清水茶送行以表敬仰之情。按俗例，县官离任时儿童必闻风而来拦驾求赏饼银。先生为官一任，两袖清风囊橐萧然，分完手上数量有限的铜先之后，孩童仍成群结队而来，先生即时陷入无法应对的尴尬局面，为宽慰童稚，无奈之下只好向友人借钱分发方告圆场。镜堂先生被人们称为清官，芳名传颂至今。
李镜堂先生（1874—1952）原名峻垣，更名峻寰，号镜堂，一作敬堂，又号剑堂，排行廿三。先生生于诗礼之家，祖父国荫公、生父泰阶公、胞兄椿林子豪、外祖梁廉夫、舅父梁佩祥梁吉祥、中表梁岵庐梁桂硕等人皆贵县知名学者。先生秉承家训，耳濡目染前贤教诲，自小即有志于学，五六岁时常喜爱由生母梁孺人背到文庙观看为新秀才举行的入学典礼，少年时期师从族中文士李学海等人读书，二十七岁时随由内阁侍读出任知府的三舅梁佩祥进士游历江西九江等地，以此增进见识。
清朝末年，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逐步扩大深化，我国不少有识之士纷纷出洋留学以谋求外国先进的科学知识。贵县在光绪廿九年（1903年）即由县人公选第一批共两人出国深造，镜堂先生排序第一，留学日本东京大森体育学校兼明治大学经济科。在校期间，镜堂先生和不少同学追求思想进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镜堂先生1907年归国后即投身教育事业，二十多年间，足迹遍布两广，历任贵县高等小学、贵县县立师范、桂林广西优级师范、桂林模范小学等学校教员、广西省检定小学教员委员会委员、贵县县立中学教员、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中附师教员兼体育专科主任、广东大学讲师兼舍务主任、贵县县立中学校长、国立中山大学医科科员、广东教育厅编辑员等教育界职务。
我国不少体育界前辈毕业于日本大森体专，镜堂先生即为自由体操教育的前驱人物之一，与早期著名体育教学家徐一冰（外交家伍修权岳父）等体育界名人为同学。先生在广东高等师范任体育主任近十年，为两广地区培养了大批体育师范人才。他在广东省任教职时期，先后编译出版了《最新普通体操法图解》、《瑞典式体操初步》、《游戏体操》、《广东省立小学教员补习函授体育科》等书。
鉴于镜堂先生的教育劳绩，早在清光绪末年，广西省、府两级部门即曾委任先生为浔州学务督办，宣统末年又为广西按察使奖升通判官衔分省候补。转民国后，广西军政府任命他为五山巡检，未上任即奉广西都督府委任为铨叙法制局科员随调灵川县公干。因办事敏捷廉明，镜堂先生屡屡被上峰提拔，在地方政坛上也因此颇膺时望。
1927年，镜堂先生被广西省政府民政厅委任为象县县长，到职两年间，努力解决该县积压多年的学界纠纷，戮力施行教育办学，受到省政府嘉奖。解任回省述职时，他将县政各类财政收支一一交清后任，即连当时其它县份少予涉及的订报款项亦不含糊搪塞，认真负责有如此类。为此，先生的廉名载入当今学者编写的《民国广西省主席伍廷飏传》一书。
1933年，年届花甲的镜堂先生再次被广西民政厅任命为陆川县县长兼中校民团司令。他在任上广泛团结绅耆如吕一夔等名士，共同谋划地方文化、经济、治安等建设事务，两年多时间内，相继修订了《陆川县筹建国民基础学校及中心国民基础学校办法纲要》、《陆川县一年来的行政概况》等书，同时带头捐献廉俸重新修葺文庙学宫，鼎力扶持教育，受到地方父老乡亲的好评，被称为“清官县长。”
镜堂先生的足迹多在贵县之外，毕生交游十分广泛，可以依据史料考证的有同盟会会员藤县蒙民伟、梅县籍教育家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廖道传（留美物理学家廖华扬之父）、中山大学文学院长惠州杨寿昌（郭沫若前任）、旧桂系督军署参谋长贵县陈继祖、著名化学博士桂平潘慰苍、佛山中医学家贵县陈颐元（原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之父）、陆川县学者名绅吕一夔、民国议员桂平举人蒙启勋、民国广西财政厅长贵县梁世昌、文学评论家东莞伦叙、著名历史学家贵县梁岵庐、赵之谦学生顺德书法家胡兆麟等人。
通过与各界贤士名流交往，使镜堂先生更加拓展了教育领域的深广度以及从政为民的信誉基础。同时，镜堂先生的文雅清操也得到了不少士人的赞誉。如梁岵庐称先生兄弟为“儒林丈人”、“古谊之士”、“声誉卓然，为时人所宗仰”；广东开平学者梁惠迪梁燮乾父子赋诗称“镜堂李夫子”为“尚德大雅”、经学大师惠州杨寿昌及中医学家陈颐元等都为先生兄弟戮力表彰先德的义举引为感动……诸如此类，镜堂先生深厚的学行感召力已可见一斑。
除了政界及教育界诸多成绩之外，镜堂先生平素十分注重公益事业的亲力亲为，抗战时期曾力助学生女婿陈寿彝为贵县政府在登龙桥建立电灯局，力图解决地方民众的照明困难。从清末至1949年，他先后带头倡导、捐资修建了马趾塘（今永明街）石路、登龙桥石路、改建梁孝子祠；此外，还组织有关力量重印了先贤遗著包括《愚石居诗文集》正续编及《一通集》、《双井居士集》等珍贵地方文献，修辑宣统桂林石印版和民国广州铅印版《下街李氏族谱》，在广东大学任教期间出版《改建梁孝子祠征文录》，在贵县中学任校长时出版校刊《贵中旬刊》等书。
虽然体育教学为镜堂先生的专科，但先生毕生都十分注重文学、历史、艺术方面的学习修养，几十年从未间断与文人雅士的接触交流。他二十多岁游学江西时，即为追怀梁孝子写出“子舆比肩，东坡契友；……远怀桑梓，矜式山斗……”一类颇具才情的佳句；平日和诗人李墨馨学生卢宏道等人密切来往，在登龙桥家居时常相聚一堂赋诗作画，在民间至今仍传为美谈。通过先生的《悼潘慰苍博士》、《建筑镜湖楼始末记》、《愚石居集再梓始末记》、《族谱书后》、《德舆李公墓表》等诗文作品，体现出先生端正的学养和高雅的品性，也否定了某些不知情者以为先生的诗文皆是由其胞兄代笔的讹传。
镜堂先生为位处登龙桥的个人居处署名“镜湖楼”，在陆川任县长时为寓所署名“留有余居”，一如先生长兄李椿林所言“襟怀如镜之明，不为物蔽；如湖之清，不为物污。清明在抱，皎洁自爱”及仲兄李子豪所言取“天君明澈”以激励“处世不鹜荣利、执业不辞劳瘁”之意。“镜湖楼”建成于1920年，为先生倾尽历年教育薪金并典当旧屋一间方告完成，自为后园题写“芜园近水易抱瓮，小筑临湖好放船”的楹联，捉襟见肘的艰难困境却不夺君子安贫之道。1935年冬，退休回登龙桥家居的镜堂先生召集族中父老兄弟，在资金不足的处境之下仍尽心联络群力修葺先人墓所，申明孝道激励来昆，表达了镜堂先生追求廉洁奉公的崇高人生境界。
1949年，正值时代巨变前夕，经历了少年丧父、青年丧妻、晚年丧子丧女诸多痛楚的镜堂先生已逾七十高龄，有时拄杖出城，回来经过登龙桥头凉亭，人们相见往往以时事叩问，先生只以“不知、不识、不理”六字作答，无可奈何的言辞足见先生内心的凄苦，时人和俗愚不加理解，将白头憔悴经常精神恍惚的先生调侃为“晕官”。先生及其家属亦受到许多极不公正的对待，逝世前被轮番审查批斗，平日收藏的图书古籍及名家所赠字画等一批文献被悉数抄没。更有甚者，当今地方上个别撰写历史的后人对史实不予认真考证，妄加揣测，不问青红皂白即道听途说下文伤害先生的清名，使先生的高大形象蒙受玷污，这种文字行为是与真实历史相迳庭的，也是极不负历史责任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应当实事求是。事过半个多世纪，愿后人尊重历史，还“清官县长”李镜堂先生以爱国、厚道、廉洁的庐山真面目。（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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