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纪念贵港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平凡的岁月
三里吉塘的知青们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劳动的喜悦。
三里吉塘的知青们活跃在文艺战线上，工作之余积极排练，宣传毛泽东思想。
石卡西山大队65届知青赵凤光在田间劳动回来的路上。
三里吉塘的知青在劳动之余自娱自乐。
把青春和汗水挥洒在广阔的天地间。图为三里吉塘的知青黎炳章正在喷洒农药。磨炼自我的知青岁月
本报记者 谢海兵 实习生 黄彦宾
1965年9月24日，这是姚镇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也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贵县达开初中毕业后，他毅然参加了“上山下乡动员学习”，决心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磨炼自己。
姚镇是贵县西五街第一批插队知青之一，和当时其他两百多名的知青一样，背着桐油竹斗笠，带着简单行李，便坐上开往农村的车。姚镇被分到石卡公社陆村大队，当时锣鼓喧天，迎接的队伍十分喜庆，他沉浸在欢乐当中。可是，直到天都黑了，他所在的小组还没有生产队长来认领。“生产队认为我们组七个人是年纪小、个子也矮小，不适合干农活，就迟迟不愿接收。”姚镇记得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他还坐在大厅里，饥肠咕噜。后来队长来认领，终于到了“家”，吃完了晚饭，就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姚镇牢牢地记住了这天，也从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让别人小看自己。
想要证明自己，又谈何容易？插青的第一天工作就是种甘蔗。从来没种过甘蔗的姚镇，在老农的耐心指导下，很快掌握了种甘蔗的技术。“种甘蔗不难，难的是要用手来抓农家肥。”姚镇告诉记者，当时闻着大粪的味道，恶心得只想吐，可是他想到下乡就是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便鼓起勇气，用手抓粪下地，摆好甘蔗、盖土，动作一气呵成。那天，姚镇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全身的骨头就像散了架般，却没有一声怨言。
每年夏天，姚镇都会跟着老农到地里给甘蔗喷施蔗虫，用的是1059剧毒农药，容易致人晕厥中毒。因为当时条件有限，只有简单的预防措施：用包头布扎住头，带上口罩，往手脚上抹上肥皂水就下地了。为了减少喷洒过农药的蔗叶与身体接触，大家不得不倒着走喷药。年轻的姚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直走喷药，不幸中毒，后通过打针和吃药得以康复，心里一直后怕，也特别害怕农药的味道。1967年的夏天，同组的李志明也因为喷药导致深度中毒，姚镇二话不说，连夜背起伙伴到大队卫生所抢救，全然忘了自己也中过毒。“我们组七个人每年的工分都达到3000分以上，谁也不甘心落后，只要是生产队安排的工作，每个人都能按质按量按时完成。”经历了十年知青生活的姚镇和伙伴们早已成一家人，不分彼此，共同成长。这十年，姚镇也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适应了艰苦的生活。
我的知青教师生活
本报记者 邓海兰 实习生 邓满丽
近日记者走访了几位当年经历过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听他们回忆和讲述那个年代上山下乡插队的故事。
林仕薇是其中一位老知青，1969年高中毕业的她来到覃塘区三里公社东流大队第7生产队插队落户，当时的林仕薇23岁。虽然知青生活已过去48年，但这段经历却让这位已经71岁的老知青至今记亿犹新。“下乡7年多，我确实得到锻炼，受到教育，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在我人生中这是个很重要的经历。”谈起下乡的经历林仕薇对记者说道。
1970年秋季，林仕薇下乡的第二年，接到大队的通知：大队小学扩建，需要从知青队伍中抽几名同志去当民办教师，队里推荐了她。就这样，一名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到下乡知青，再到知青教师，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经历了三个角色的转变。
在林仕薇的记忆中，她第一天踏进教室的情景：30多个淳朴可爱的孩子们脸蛋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眼睛里扑闪着渴望知识的眼神。在校长简单的讲话后，她便忐忑的走上了讲台，开始了教书的第一堂课。没有经过任何的教学培训，第一次上讲台难免会有些紧张，事先想好的教学模式也忘了，但看着孩子们那充满对知识渴求的眼神，她渐渐地平静下来，按照昔日在学校老师的上课教学方法，完成了第一堂课。
初为人师，林仕薇成熟了许多，也感到了肩上的重任和使命。“当时的我暗下决心：不能辜负乡亲们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那些淳朴可爱的孩子们。”林仕薇回忆说道。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林仕薇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上，每天认真上课，辅导，写教案，批改作业。渐渐地，毫无教学经验的她慢慢摸索出适合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六年时间，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乡村的教育事业。
岁月悠悠，光阴冉冉，林仕薇离开三里公社，离开教师岗位已有四十八年了，可那初为人师的一幕，那段乡村教师生活的经历却从不曾在她的心中淡忘。
活像一朵向阳花
本报记者 谢海兵 实习生 黄彦宾
“1972年7月20日是我下乡插青的日子，记忆特别深刻，因为刚好是我18岁的生日，也是高中毕业后的第五天，我母亲和老师跟坐卡车一起送我到大岭公社。”7月5日，记者前往市老年大学看到周秀智，她向记者说起了她的知青岁月。
因为性格爽朗，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见面主动跟别人打招呼，没过几天，周秀智就和当地的农民打成了一片，大家都记住了这个城里来的“傻姑娘”。但是这个“傻姑娘”不傻，不怕吃苦，工分挣得比男人还多。
农忙时节，适逢大雨滂沱，雨水将稻田都淹了，大家纷纷下地抢收稻谷。周秀智淌着过腰际线的水，找到自己要收割的稻谷。可由于看不见，她只能小心翼翼地在水中抓准了一把稻谷，再凭感觉“挥舞”镰刀，本是十分简单的动作，却变得十分艰难。而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浑浊的水里竟都是游动的蚂蝗，它们不断地吸附在身上。她只能坚持收割，时不时腾出手来捏走它们，然后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如果让它们停留片刻才捏走，伤口的血也会跟着喷涌出来。”周秀智至今清晰地记得，她仅收割0.1亩地，就捏走了身上37条蚂蝗，可她一直坚持收割。
同年11月，周秀智所在小组需要将一年的草收割完，并运回队里作柴火。当时，她与其他三名知青分到了一大块草地，那些草像人一般高，大家趁着新鲜的劲儿，没几天就割完了。因为收割卖力，每个人都腰酸背痛，走路都疼。等到要将所割的草运回去时，就只剩下周秀智一个人了。“当时年纪也小，看到他们三个都回家了，其中还有两个青壮男士，又看着割下的那堆草，瞬时让我觉得比周边的山还高，心想怎么运回去呢，当时只能坐在地上抹眼泪。”周秀智说，下乡就是要锻炼自我，不能轻易退缩，后来她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一点点地搬。周围的人都来帮她，她所在生产队队长的女儿还教她用牛车，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把草都运回去了。就这样，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因为工作出色，她被选为妇女队长。
“我尽到了做一个成年知青的义务，我每天早出晚归挣工分，从不落下一天，我也觉得苦，也觉得累，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可是这些都不是我应该偷懒的理由，我相信只有心态好，积极又勤快，总会有善意的回应。”周秀智至今回忆起大家帮助她的情景泛起温暖感觉。虽然只是短短三年的知青生活，却让周阿姨学会了用向阳花一般的心态去生活，这种心态也深深地影响了她此后的生活。
“这几年经历了家庭变故，爱人离世，虽然身心俱惫，但我从未放弃和抱怨生活。今年，我到老年大学报了交谊舞、曲艺、音乐和诗词的学习班，我依旧相信生活是美好的。”63岁的周秀智满脸微笑地向记者说起了现在的生活。
下乡插队的第一天
本报记者 谢彬 实习生 覃海婷
那是一个让谭丽芳终身难忘的日子：1977年7月20日，一大早她就拎上行李，与家人告别后依依不舍地坐上了那辆等着她的大卡车。大卡车载着二十几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迎着火辣辣的太阳，一路颠簸，朝着大岭公社驶去。
“那时候的马路还是坑坑洼洼的黄土地，近两个小时的颠簸，我们一车子的人几乎都吐了。”谭丽芳的记忆似乎一下子涌了出来。到了大岭公社，知青们带上行李小心翼翼下了车，受到了老知青和当地男女老乡的热情迎接，一位社员把他们集中领到公社礼堂，坐着等待分配到生产队。谭丽芳和另外9位知青被分配到古平大队，他们扛着行李跟着一位老知青步行前往目的地，一路上看到梨树林里满是黄灿灿、圆溜溜的沙梨，实在让人心神不定。当时已经到了傍晚时分，知青们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有人提议：“我们今晚就吃梨吧！”他们以每斤8分钱的价格买下一大筐沙梨，一个个狼吞虎咽，好像在进行吃梨大赛。随着一只只沙梨下肚，大家才感觉到满足。
“到了夜里就觉得肚子寡，好像在翻滚，非常难受。”谭丽芳和同住一屋的另一个女知青都因为胃不舒服，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环境的简陋，蚊子的叮咬，这一切好像都在挑战他们的意志。那一晚，知青们都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生产队的一位老党员，人称“二十六叔”，一听说知青们吃梨不舒服就立刻送来一盆猪油，“你们是因为肚子里没点油水，寡寡的。”知青们迫不及待地用手抠猪油来吃。“经历过那个晚上，我很快就适应了插队生活。”谭丽芳对记者说。
插队的日子，清贫艰辛，但谭丽芳不抱怨。无论是让她挑140斤的秧苗还是割一片片倒伏的水稻，她都踏踏实实地干，而不是喊苦喊累。1978年，当其他知青纷纷回城，她一个人仍坚持留在生产队，直到一年后招工回城。“我是来锻炼的，这段日子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是灾难，对我却是磨炼。坚持两年，没有中场退缩，我对得起自己。”谭丽芳说道。
友情相伴到老
本报记者 邓海兰
1971年，为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刚刚高中毕业的谭祖珍被上山下乡的热潮推到贵县大岭公社江兴大队插队落户。插队四年时间里，她离开父母兄弟，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乡下，从此要学会自食其力。
那一年，谭祖珍才16岁。生性活泼、瘦弱娇小的她很惹人喜爱，当地的农民对她都很照顾，平时乡亲们一句不经意的嘘寒问暖，也会让这位离家在外的小知青感动不已。谭祖珍回忆，插队的四年时间里她收获最多的就是当地农民带给她的感动和淳朴，还有一份真挚的友谊。
性格活泼开朗的谭祖珍，很快就跟当地的同龄人玩成一片。因为她读书多，会识字、写字，村里的大多数孩子只上过小学，甚至有些连小学都没上过。一些学习欲望强的孩子，就主动请谭祖珍教她们读书、识字，就这样知青房变成了村里孩子读书、认字的地方。
杨玉兰跟村里的大多数孩子一样，她从小就开始帮着父母做农活，早已成了父母干农活的好帮手。因为家里穷，兄弟姐妹多没机会上学的她，有着一颗非常想学习的心。当她知道下乡的知青愿意教她们读书、识字时，欣喜欲狂。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便成了知青房的常客，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到知青房学习。对于学习她非常认真，经常找谭祖珍借书看，遇到不懂的字就先记在笔记本里，一有时间便会主动请教。一年下来，她的笔记本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正是年龄相仿，两人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杨玉兰教谭祖珍种地、插秧，谭祖珍教杨玉兰读书、识字。两人在生活和学习上互帮互助。“那时生活困难，十六、七岁的女孩又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晚上常常觉得肚子饿，就偷偷把从家里带来的面条，拿到杨玉兰家煮，没有油、没有盐，就捞白糖吃，那时候我们都觉得白糖捞面条是最好吃的美食了。”谭祖珍回忆道。下乡的四年时间里，谭祖珍最美好的岁月一直有杨玉兰的陪伴，她们的这段友谊维持了46年，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的她们，时常聚在一起回忆当年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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