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生命的新闻人——记广元市第四届先进工作者付尹
本报记者赖琴芳刘怀英
他从事新闻工作24年，足迹遍布广元的山山水水；他面对各种名与利的诱惑，始终坚守着清贫的新闻岗位；他面对癌症与死亡的威胁，最大的心愿是要求工作。
他，就是广元日报社主任记者、编委、理论评论部主任——付尹。
生命的意义在于工作
“我要上班！”
2月14日，春节收假上班第一天，刚刚结束第一期癌症放化疗的付尹，向广元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高富强提出了他的新年愿望。
其实，在春节期间付尹就已按捺不住开始上班了——他在病床上撰写了《铲除穷根方为本》等4篇新年展望的评论员文章。他说：“生命固然重要，但离开自己热爱的工作和事业，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付尹不是第一次这样不要命。2008年“5·12”特大地震，虽然报社办公楼严重受损，但报纸必须保证正常出版。他双侧股骨头坏死，每当遇到余震，办公楼“吱吱”作响，他行动不便，干脆不跑而始终坚守在岗位上。
每天，当走廊里传来“笃、笃、笃”的声音，大家就知道付尹又来上班了。
200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付尹牵头策划了“重走红军路”大型采访报道活动。当时他正处于股骨头坏死的治疗期，报社领导坚决不同意他去。付尹缠着领导不放：“当年那么艰难，红军都能挺过来，我这点病痛算什么！”就这样，执拗的他拄着拐杖，带队出发了。
“重走红军路”大型采访报道活动历时2个多月，行程1000余公里。他撰写的《红四方面军在广元的特殊贡献》入选“长征精神与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全省作重点交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市内几家行政单位和经济部门要选调付尹，他婉言谢绝：“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搞新闻，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
做一个有担当的新闻人
在付尹众多的称谓中，“党报人”是他最看重的。
1958年出生的他，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10年文革浩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进了中师，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巨大变化。1992年调入广元日报社，正式成为了一名“党报人”，他始终牢记着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付尹说：“做记者必须要做一个有担当的记者。”
2013年底，付尹在采访中了解到，旺苍县有两个特困村村民出行要爬梯子岩，耕种方式是广种薄收，村民多半一日两餐，村里光棍多、残疾人多、文盲多。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是，反映这样的贫困村，会不会给当地政府抹黑，让当地干部反感？
“报！必须报！”出于一名党报记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付尹当即写了一篇反映洪江、三溪两村贫困现状的内参，引起市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后，市县联动，整合资源，将该片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短短两年多时间，这两个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付尹说：“做记者一定要站得高看得深。”
2009年7月，重庆市发生高考考生违规更改民族成份事件。付尹认为违规主体是考生父母，不能把孩子“一棍子打死”。他立即写了一篇评论《请放作弊孩子一马》。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邀请付尹到中央电视台参加现场讨论，他的观点得到多数观众的肯定和支持。
……
2005年以来，付尹撰写了500余篇言论，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微广元”为什么能走红》等一批传递正能量的言论被多家报纸和网站刊载转发。
2011年以来，付尹连续两届被评为广元市科技拔尖人才；2014年他获得四川省“十佳编辑”提名奖。
在残缺中演绎生命的精彩
去年11月中旬，付尹被诊断出口腔癌，必须立即手术。而他却揣起报告单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把手头上未完的工作逐一安排。办完入院手续，他才向报社领导提出请几天病假。这时，同事们才得知他患癌症了。
手术前，谁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走下手术台。面对看望他的同事，他平静地把手头的几项重要工作再次逐一安排，虽然有那么多的不舍……
（紧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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