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

◎周春塘

对爱好文学的人来说，英国十八世纪末叶的简·奥斯丁是一位名满天下的作家，她的《傲慢与偏见》是一册无人不读的小说。不过尽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难以数计的读者，她在当时却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人物，她的写作不过是自娱娱人的家庭活动，很少人知道她的名字，或者关心她名字以外的事情。她的《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曾一度畅销，她的《爱玛》也因曾向摄政王献书而风行一时，但处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战场上有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和纳尔逊上将，文坛中有所向披靡的约翰生博士，歌颂战争与英雄的司各特，宣扬女权运动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而她自己过分的谦虚和匿名出书的习惯，使她的名声始终幽暗而不彰。

她去世后二十余年，伦敦一家书商有意出版她的书，但想知道一点这位“女作家”的生平，她年近花甲的哥哥亨利·奥斯丁却拿不出来，只能一再道歉说：

我亲爱的妹妹没有轰轰烈烈的一生……她的行为没有日记的记录，言谈也没有旁人的保留。不瞒你说，她想象中最遥远的愿望才是成为任何（？）状况下一个公众的人物。

引文中的问号是亨利自己加上去的，说明了他妹妹隐姓埋名的生活全是自己的选择，不足为外人道也。

虽然一无波澜的生涯给了简·奥斯丁个人的自由，却为写传记的人带来困扰。我们的传记作家克莱尔·托马林找不到任何可靠而具体的资料，她二十万言的《简·奥斯丁传》采用的是烘云托月的迂回方式，她花费了八成以上的篇幅描写奥斯丁庞大的家族，远房近房的亲戚，他们的配偶，舞厅里的陌生人，甚至二十里路外毫不相干的邻居。除非读者是个“奥斯丁迷”，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一般阅读此书的人需要很大的忍耐力。幸亏作者体谅，她坦诚地说：“不论我们对她的家人有多了解，我们仍然看不透简，不论你从哪一个角度出发。”因为我们想了解的不是别人，而是简自己，然而“她对自己一无强求，从不局限自己的天地，无意取得英国小说家的一席之地，即使对她外在的容貌而言，我们也不能清楚抓住”。更困难的是简倔强的个性，要你跟她保持距离，你可以谈论她，但她一再警告，别太亲密了。“她尖锐和不能忍耐笨蛋的天性，让人时时担心会冒犯、曲解她，甚至愚蠢地对她睁眼睛说瞎话。”

托马林女士不敢担保自己的言论无误，但明白奥斯丁爱说笑话和从不讥讽的美德，遂放心说，随她笑吧！这是阅读本书的一大乐趣，她把我们放在客观的事实中，给我们自由思考的空间，让我们认识一位充满自信，风趣智慧，既平凡又奇特的女子。如果说简的成就是另一类生命的高峰，置荣华富贵、生死苦乐于度外，也算是轰轰烈烈的行径，我们没有过分。她与时代的不同在于个人的风格，拿破仑的雄心与她背道而驰，司各特的热闹与她绝缘，她了解女性的痛苦，但不同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大声疾呼，她默默耕耘，在无言中展现了女性特有的优点和价值。

然而她和平的女性主义胜利了。她感动了世界，也感动了司各特。司各特于1826年，也就是简·奥斯丁去世后的第九年，在日记里写道：

那位年轻的妇人很有才华，能奇妙地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对我来说，这是我生平中遇到最奇妙的事。狗群汪汪大叫的调子我随时都会做到，但寻常人世间生花的妙笔，化平淡为神奇，在笔墨间寻找真理，则非我之能力所及。

用“狗群汪汪大叫”（theBigBowWow）的形象来夸张男性化的语调是司各特出人意表的谦虚，但这话说尽了奥斯丁作为女性作家截然不同的成就。她的作品无不是平淡中的神奇，她在我们看似刻板单调的生活中发现了复杂的人性，在现实的世界中塑造了惊天动地的新世界。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以“一支纤细的笔杆”，在“一支小小（两英寸宽）的象牙”上书写，而文字的秀美媲美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剧本和奥斯丁的小说是富有生命的艺术作品，它们的意义是日新月异的”。这便是司各特所说“笔墨间的真理”，使她从寂寂无名的隐士一变而名满天下的最大理由。

但托马林女士所用庞大的篇幅笔墨描写她周边的人物和童年时代的生活背景也并非浪费。父亲的好学，母亲的幽默，哥哥们演戏的天才，姐姐卡桑德拉的沉着，表姐伊莱扎的浪漫……无一不构成她私人的天地，塑造她人格的特色。她父亲老着脸皮向书商兜售她的处女作《第一印象》（《傲慢与偏见》的初稿），肯定给了她感动和惭愧。如果母亲病重时能写一首调笑死神的打油诗，无疑会养出一个不向死神低头的女儿。

矛盾是人之常情，沉默才是后天的培育，作为教区牧师的女儿和两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的妹妹，奥斯丁不谈宗教和政治是可以理解的。她最崇拜的“道德诗人”威廉·库珀对狩猎的厌恶，但在她狩猎枪声中长大的兄弟面前，她从不发表意见。

然而托马林女士最大的成功在借奥斯丁的私人生活指出她作品的意义。例如《傲慢与偏见》这册最受欢迎的“快乐的喜剧……美梦成真的圆满结局”，却写成于她姐妹两人最凄惨的时期：卡桑德拉未婚夫的去世，和她自己初恋的夭折。她书中情节和她实际生活的南辕北辙，让我们感觉到她在全力“营造一个让自己开心的艺术作品，创造一个与她生活截然相反的另一世界”。这无疑是一场生命和沮丧的搏斗，超越了理性和感性的划分，而在奥斯丁欢笑的背后，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深沉的奥斯丁。谈到她的“喜剧”，我们不能忘记了另一位女作家朱莉亚·卡瓦纳早在1862年说的话：“假如我们认真往她故事尖锐而讽刺的一面看，我们会发现世界的沮丧，不是可笑，而有时沮丧驾临一切。”痛苦和死亡是她不愿意多作耽溺的两件事。她重视的是生命，纵然这生命有时艰辛到令人恐怖，尤其对女人。她一生有两度结婚的机会，不是错过了，便是放弃了，在享受自由写作的生涯之余，像所有正常而健康的人一样，她对婚姻仍然有甜美的憧憬。

她于1817年7月18日去世，终年42岁。临终前她曾写信给侄子詹姆斯·爱德华说：“我的莱福德医师说他会把我的病治好，但如果他不成功，我会设计一块纪念碑，把它放在祭司长和牧师会面前，让我牢牢记得替这个虔敬、学究气十足，但毫无私欲的躯体做一点矫正。”

这是她最终的遗言，胜过温彻斯特教堂墓园里125字的碑文。感谢托马林女士，她以传记学家的严谨和小说家的细腻，在学术的高墙之外重建了奥斯丁的形象。我们为之耳目一新。

《简·奥斯丁传》，[英]克莱尔·托马林/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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