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老师对欺凌说“不”：一场对抗校园性别暴力的试验
阿卡始终记得，一次性别教育课上，当她请来LGBT（编者注：性少数群体）义工分享同性恋生命故事的时候，教室后排一直趴着睡觉的短发女生小优忽然抬起了头，眼中泛起光茫。课后，小优在反馈表里写下：“看到志愿者姐姐就像看到亲人一样，因为我太孤单了。”
作为社工，走入中学生性别教育课堂两年来，阿卡经历过多次类似的场景。隐匿在校园中的性少数群体犹如陷入沉默的螺旋，将与众不同的性取向深埋于心底。
除了不被理解，孤立、群嘲和欺负也萦绕在少数敢于向老师或同学宣布“出柜”（公开性取向）的学生心头：性取向被同学知晓后，小优曾被要求在全班同学面前脱光衣服；还有男生因为气质阴柔被同学嘲笑“娘娘腔”；更有家长特地找上门来叮嘱：“不要跟我儿子玩，你会带坏他的。”
201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调查对象中，约四成性少数群体学生曾因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受到言语欺凌，6%受到过身体伤害的威胁。北京民间非营利组织同语2016年的一项校园环境调查发现，仅7%的学校设有禁止歧视和欺凌性与性少数群体的具体举措。
校园性别暴力研究领域的诸多空白亟待填补，但个体生命的成长无法等待。有民间公益组织正探索改变的方法，阿卡参与的项目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希望从培训一线教师入手，帮助他们建立对性别议题的敏感性，以期形成性别友好的校园环境。
参与培训后，王薇将校园内通向心理咨询室的阶梯刷成了彩虹色。 本文图均为 受访者供图
隐痛：“世上是不是就我一个”
意识到自己喜欢同性的那个夏天，吕萌16岁，与母亲相依在浙江小城的宁静生活忽然被打乱。
“我想知道是不是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是这样的。”恐慌之极，吕萌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同性恋的信息，他看到有的帖子说“同性恋是一种病，但可以治疗”。也有积极的声音，说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占人口比重3%-5%。
喜欢男生的秘密，吕萌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不敢。上高中后，他倾慕隔壁班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有一回，对方在篮球比赛时扭伤了脚，吕萌主动照料，隐藏的爱慕之意不经意间显露。此后，对方很快疏远了他，并且把吕萌可能喜欢男孩子的“八卦”告诉了同班同学。
不美好的回忆从此开始。一次午休时，吕萌躺在寝室睡觉，隔壁寝室两名男生爬上他的床，把他死死摁在床上，双手还在他身上四处抚摸。“那一刻，感觉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而寝室里其他男孩也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没有阻拦。
吕萌告诉澎湃新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能等熄灯后室友们都入睡了，才起身去洗漱。
高二某天晚自修时，吕萌被同年级的男生拽进厕所殴打，还有人当着他的面脱裤子羞辱。他气得跑回家，脸上还淌着血。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和母亲关系虽好，但始终没勇气把这件事告诉妈妈。面对母亲的满脸疑惑，话到嘴边，吕萌还是咽了下去。
坦白，意味着要向母亲宣布出柜，“我和妈妈都还没准备好”。
少年时期的遭遇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吕萌的性格，他腼腆、安静、不爱说话，也不愿意主动与人交往。
和吕萌一样，小优也曾因为性取向遭到排挤。五年级时，小优对自己的女老师产生了好感，她大胆地告诉了周围的同学，当时并没有人觉得异常。进入初中后，她以为新同学也会对同性恋者友好。一次，一个关系不错的女生悄悄问她：“你到底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因为信任，小优向她出柜了。不料第二天，小优喜欢女生的事就在班里传遍了。几个调皮的男生跑到小优面前，用挑衅的语气说：“给你四百块，把衣服脱了。”其他同学也投来八卦的眼光，反复问小优是不是喜欢女生，好朋友竟擅自替她回答“是啊”。
从此，小优再也没和班上任何人说话。到了夜晚，小优打电话到情感电台，在电波中把白天没有办法向周围的人倾诉的情绪讲了出来，但接线的主持人告诉她：“你们不可能的，放弃吧。”
游走在情绪崩溃的边缘，小优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无奈之下，她向妈妈出柜了，后经医生诊断，小优患有中度抑郁，需服药接受治疗。
小优说，她的自我认同很好，但她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因此嘲笑她？一个女生喜欢另一个女生，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地讲？
参与友善基金培训的老师在课后发出的朋友圈
空白：校园支持体系缺位
在医学界，同性恋去病化早已成为共识。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同性恋从疾病名册中去除；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
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文利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编写出成套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珍爱生命》，教材中写道：“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长相、肤色、身高、体重、性格、民族、国籍都不相同，性倾向只是不同的一个方面。”
不歧视同性恋，并且保障其权益，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不容乐观。
2016年5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报告称，性别少数群体在学校的可见度非常低，完全公开自己的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比例仅在5%左右，约有40%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曾由于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而在学校被不公平对待或歧视。
不公平对待给性少数学生带来的影响往往不可估量。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友善校园基金（下称“友善基金”）顾问陈杜长期关注校园欺凌和多元性别教育，他曾经遇到过多起极端案例。2006年，初入公益大门，他在网上结识了广西的13岁同性恋少年李星。班主任不仅偷看了李星藏在课桌抽屉里的日记，还揪着他的耳朵拽到讲台旁，对着全班同学说他是“变态”。
很快，此事传回村里，李星走在路上，村里的小孩捡起路边的石头砸向他，学着老师的口吻骂他。回到家中，怒不可遏的父亲一把抓起李星的脖子用力掐紧，母亲急忙拦下，塞给儿子500块钱，让他外出打工。来到广州后，李星找不到工作，只能捡垃圾果腹。“他说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广西），永远不要再回来。”
在陈杜看来，班主任的处理方式彻底改变了李星的命运。
同语201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诸多的校园性别暴力事件中，老师和其他学校员工直接进行了欺侮和侵害的占到15%，但只有不到6%的受害者会向监护人或者学校报告，而这些极少的报告中，仅有一半的报告使欺凌行为得到中止。
因为校园支持体系的缺失，大多数的受害者都如吕萌一样，默默忍受，积年累月的伤痛无法言说。
上述报告发现，“被“恐同”的言论攻击(包括讽刺、嘲 笑、起绰号、侮辱等)”、“被提醒注意言行或形象”、“被迫出柜”、“被冷漠对待或被故意孤立”、“被强迫改变自己的衣着打扮或言谈举止”和“被老师/同学性骚扰”是最常见的六种欺凌形式。
刘文利和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成员魏重政曾于2015年对中国大陆751名性与性别少数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她发现40.7%的学生因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受到言语欺凌，有22.4%受到同伴孤立，还有6%受到过身体伤害的威胁。在调查中，自我报告曾遭受恐同欺凌的性少数学生体现出更频繁的自杀想法和更低的主观幸福感。
在陈杜看来，让一线教师建立对性别议题的敏感性是改善校园性别环境的第一步。“性别是一个社会层面的概念，是被构建和塑造的，每个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不同的，应该尊重差异和多元。”这是陈杜和他伙伴们的初心。
2014年起，他们开始在广州、佛山、武汉、上海、长沙等地以工作坊的形式培训中小学教师，让老师们了解性别相关的科学知识。
陈杜在上海培训现场就性别多元议题与老师们进行分享
脱敏：击碎刻板印象
王薇是佛山某初中学校的一名心理老师，在参加友善基金培训之前，她也曾遇到过性少数学生提出的成长困惑：有女生长期给女老师写信、男生长得清秀被同学称为“娘娘腔”、不随大流一起欺负弱小就不是男生……如此种种，王薇此前从未尝试从性别视角去作答。
培训课后，王薇在学校里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了解学生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尝试在八年级心理课程中融入性别议题，用8个课时，涵盖认识身体、尊重隐私、性别多元等主题。
在“男女大不同”主题课上，王薇让学生们在纸上写下男生和女生的特点，随后通过讨论打破刻板印象。
课堂上，大家各抒己见：“我觉得男生女生的爱好没有性别之分，男生可以喜欢跳芭蕾，女生可以喜欢打篮球”、“学习好坏也没有性别之分，男生英语可以学得好，女生物理也可以学得很出色”、“父母可以一起完成家务，不是非要男主外女主内啊”。打破刻板印象后，王薇再进一步向学生讲述性别多元和平等的知识。
王薇的心理咨询室位于教学楼三楼，是同学们上课的必经之路，现在，她把通向咨询室的阶梯刷成了彩虹色，希望营造一种多元、包容、友善的心育环境。
很多人不知道，起初家长们听说学校里要开设性别教育课程，很多人是不理解的。直到一位妈妈找到王薇，说看到了女儿的日记，得知女儿取向。最后，征得母女俩同意，三人一起进行了心理辅导，紧张的家庭关系得以缓解，女孩也重新变得开朗。
浙江温州的高中语文老师陈明从2018年起参加友善基金的教师培训。陈明告诉澎湃新闻，性别教育不仅仅要传输知识，他更希望向学生们传递的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学会欣赏不同。“要敢于质疑固定的东西，孩子们刚看到一些词语会觉得很夸张，要给予他们脱敏的过程。”陈明说。
在陈明的课堂上，他讲屈原的《离骚》，带着学生讨论“香草美人”的传统，讨论男性性别气质表达的多样性；讲《诗经击鼓》，他对传统作品再解释，阐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来指的是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情感。
现行教材中找不到性少数相关的课文，陈明就利用拓展阅读的方式带着大家读王尔德、读海明威；或组织观影，看《喜宴》、《蓝色大门》和《同志宝贝》等讲述多元性别的电影；或就社会热点事件，例如：青岛同性恋男孩离家出走、重庆水上乐园设置无性别更衣室等新闻，带动学生们做课前演讲或者写随笔。
改变逐渐发生。一位同学在随笔中写道：“应该保障同性恋的权益，虽然我在大街上看到两个男人接吻可能本能地会觉得不适，但并不能因为我感受到不舒服就去谩骂侮辱他们。”还有同学在周记里反思传统文化和习俗对性少数群体的压迫，认为“社会不够宽容包容”。
最让陈明感动的，是曾经教过的班级的班长走进教室大方向同学出柜：“我性别男，喜好也是男。”当他活生生地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时，他们发现他跟普通人别无二致。还有一次，陈明在给高一新生做完校园欺凌讲座后，有位同学从末排跑到讲台前，毕恭毕敬地向他鞠了一躬。
友善基金培训现场的互动环节，情景模拟“如果儿子向我出柜，该怎么办？”
改变：“站在光谱的不同位置”
课堂之外，陈明还是学生们的兼职心理老师。上学期，一位男生找到陈明，说自己因气质阴柔，无法融入男生群体而焦虑。陈明带着他慢慢地完成自我认知，“性别气质是多样的，阴柔和阳刚都是通过比较产生的相对印象，百分百的男人和百分百的女人很少的，我们都站在光谱的不同位置。”
也有同性恋学生一坐下来就问他：“老师这是不是一种病？”陈明说，他是希望老师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给予某种支持。于是，他耐下心和学生一起讨论了以后的人生打算、如何跟同学、父母相处，以及出柜的注意事项。
阿卡是这场民间试验的志愿者。在学生时代，阿卡曾亲眼见到性少数同学被欺凌并主动上前制止，但她始终想不明白那些“不友善”背后的原因。这促使她在读研究生时，把性别作为研究方向，2016年，阿卡作为交换生到台北大学，并进入某同性恋机构实习，她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青少年LGBT的工作如何开展。
“生命故事非常重要，有共情或同理，别人才可能会友善对待身边的LGBT同学。”阿卡说。个案介入、校园宣讲和生命故事分享也是现在友善基金性别教育的主要阵地。
不过，将理论引入实践的过程并不容易。
阿卡在性别教育课上讲完生命故事后，小优的心理老师找她谈话，出于信任，小优向她出柜了。然而，第二周，小优学校的心理老师却用了整整40分钟在课上讲述同性恋违反自然道德和人类繁衍功能等内容。
小优觉得，心理老师的话就是说给她听的，感觉受到了欺骗。小优告诉澎湃新闻，那段时光她每天都盼着阿卡来上课，“全世界都站在我的对立面，只有她还支持我”。
事后，在与校长的沟通中，校长也同样流露出希望阿卡能帮助小优扭转性取向的想法，而不是继续“引导”她成为同性恋。这让阿卡陷入无奈，原来思维方式的转变这么难。在陈杜看来，这也恰恰证明了性少数学生在遭遇困境后，来自学校层面支持体系的不足。
2019年6月，友善基金在南方某市开展为期两天的“性别平等教育进课堂”培训，参与者中就有当地几所学校的教师、校长和德育主任。
一位老师在听完第一天的课程后公开发言，她坚信性别气质可以改变的，还举例自己成功改造学生的案例，“干嘛明明可以改的东西，你们要让他变得跟别人不一样？ ”
“也许他们只是在您面前装作可以改呢？” 陈杜反问。
首日培训的收尾有些尴尬，陈杜临时更改了第二天的计划，将生命故事环节提前。第二天上午，有三位年轻人走进会场，与老师们分享自己学生时期的生命故事，他们都曾因性别气质不符合社会主流而被欺凌，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像他们一样的孩子。
陈杜留意到，很多老师一边听着志愿者的讲述，一边抹泪。“对于同性恋学生而言，性取向是个人隐私，出柜是需要勇气的。做决定前，他们往往需要做很长时间的对外试探和心理建设。老师让学生被迫向父母出柜，伤害往往不可估量。”陈杜说。
培训结束后，有位老师找到陈杜，反思自己在过往处理同类问题时的不妥。他说，两天培训带来的冲击很大，让他重新学习到“尊重”，“可能我和你是不同的，但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就要相互尊重。”
未来：影响理解“人”的方式
距离吕萌遭遇校园暴力已过去9年，离开大学校园后，他成为一名英语老师。但吕萌说，自己最喜欢的科目是历史。人类文明进程迂回曲折，不变的是人性。
课余时间，他喜欢和学生们分享古今中外历史上人们追求平等的故事，他也会留意学生中可能属于少数的那一份子。大学期间做性别教育志愿者的时光，帮助他彻底走出了阴霾。他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与他一样，以及，原来帮助人可以这么快乐。
从2014年到2018年，参与过友善基金性别教育培训的性别友善教师已累计达320位，刊载着性别平等理论的1.5万本性别教育手册也随之散布到全国74个城市。
在陈杜看来，性别只是一个切入点，最终极的目标是通过教育影响人，即影响下一代理解“人”的方式，而非仅仅改变人们对LGBT群体的看法，“它是一种更多元的价值观”。
在小优心里，被排挤的灰色记忆仍然挥之不去，抑郁、失眠的情况越发严重，她选择了休学一年，在家里通过网课自学。不过，从学校里回家后，阿卡终于看到小优笑了。同时，小优也成为了友善基金最年轻的青少年同性恋生命故事义工，向更多期待改变的老师分享她的故事。
小优说，明年6月，她即将参加中考，期待新的校园里能有她想要的自由空气和彩色光芒。
（文中阿卡、小优、吕萌、王薇、陈明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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