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下） ——纪念李克农将军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李定元 文/图
1938年10月，武汉危急，根据中央指示，李克农带领机关一百多人撤离武汉，经长沙于11月22日到达桂林。经国民党西南行营批准，成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任处长。桂林当时是广西省省会，是西南抗日大后方。这里铁路可达湖南、广东、贵州，是西南抗日交通命脉，是通往内地的枢纽，也是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势力争取的战略要地。蒋桂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李克农看清了桂系既愿意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以抵制日军入侵，增强反蒋力量，巩固广西统治地位的一面，又对共产党存有戒心的一面。办事处成立之初，李克农拜会了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明确共产党不干涉广西内政，不挖墙脚，打消他们的顾虑。接着与李济深、李任仁、陈此生等上层人物接触，建立友好关系。在接触中，李克农向他们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引导他们树立长期抗战思想和抗战必胜信心。广西建设研究会是李宗仁、白崇禧倡导建立的机构，名义上是学术机构，实际上是政治活动中心。李克农常去那里，利用机会与李任仁、陈邵生、陈此生接触，联络感情，融洽关系。
李克农还注意广泛联系广西社会团体，团结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广西回教救国会名誉会长是白崇禧。李克农指示白崇禧机要秘书，地下党员谢和赓利用负责教会日常工作之便，发动回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派李涛在广西三青团支部宣讲游击战、持久战，深受广大青年欢迎。他还利用广西地方建设干校发展抗日进步势力。杨东莼是秘密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是救国会民主人士。经李克农批准，杨东莼接受黄旭初聘请担任该校教育长。李克农指示杨东莼要把地方干校办成抗大式的学校。到1940年底，干校共办了三期干训班，培养了4000多名抗日骨干，有北有抗大，南有地干的美誉。
李克农在桂林，还广泛与海外华侨联系，接受他们捐赠款物，支持抗战。1939年3月，越南华侨准备了10部汽车，500多桶汽油，一大批通讯器材、药品器械。10月又接到香港八办由南洋华侨捐赠的一大批西药和新加坡南洋华侨捐赠的20辆大卡车，2辆小汽车，一大批药品等物资。李克农克服重重困难，将物资运送延安。
1939年1月，李克农主持欢迎侨胞暨纪念一·二八大会。会上南洋华侨代表黄兴明送来一辆救护车和一批物资。5月至7月，在日军切断香港经越南至桂林唯一国际运输线之前，李克农组织回国20多名华侨司机成立运输队，把大量侨胞捐赠物资运往延安。11月，李克农用华侨捐款，购买大量物资送往延安和抗战前线。
领导文艺界 开展文化救亡
广西桂林是西南抗日大后方，来自全国的文化名人云集。李农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领导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首先，争取《救亡日报》复刊。这张报纸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由共产党领导、左翼文化工作者创办的。社长是郭沫若，总编是夏衍。“八·一三”后，上海沦陷被迫停刋，1938年元旦在广州复刊。不久广州沦陷又被迫停刊，报馆于11月上旬迁至桂林。李克农高度重视《救亡日报》复刊，他安排夏衍、刘仲容拜访李任仁、黄旭初，表明我们与广西合作的诚意，宣传抗日主张，得到了李任仁、黄旭初首肯。不久，周恩来、郭沫若来桂林，李克农陪他们见了李宗仁、白崇禧，要求支持《救亡日报》复刊。李、白表示支持，并拨给开办经费。这样《救亡日报》有了合法地位。1939年1月1日《救亡日报》正式复刊问世，夏衍任总编辑。李克农指示：《救亡日报》必须坚持统一抗战方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强调加强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揭露汪精卫叛国罪行，批评蒋介石对日妥协及日寇诱降阴谋等方面报道。并要求报纸要有文艺界统一抗战标志和独特风格，敢于全面反映人民抗战救亡呼声。夏衍根据李克农指示精神办报，李克农有时也亲自为报纸撰写评论。《救亡日报》贴近实际，反映民声，深受欢迎，发行量由开始不到2000份增加到5000多份。发行范围扩大到湖南、广东、四川及香港、南洋一带。收入盈余，还办起了印刷厂。
孙科、邵力子在重庆办了个“中苏友好文化协会”，由左派人士王昆仑负责。桂林成立了“中苏友好文化分会”，有人建议让桂林行营主任梁寒操任分会长。此人和CC派打得火热，是主张国共摩擦的推手。李克农觉得梁担任分会长不利于统战，安排夏衍找李宗仁，请他夫人郭德洁出任分会长。郭女士一口答应，并表示活动场所、经费等由我负责，文化界人士由你们安排。
《新华日报》是共产党机关报，为争取在桂林发行，李克农也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12月，《新华日报》在桂林设了分馆，开始发行。一次，报纸刊登了毛泽东《论新阶段》文章，李克农指示报馆增印数千份，让办事处人员上街义卖。还让人收集广西政要在桂林的住址，把报纸寄给他们。桂林各界人士和官员积极购买。白崇禧、黄旭初花百元买一份。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下令停刊。报馆负责人张尔华到办事处请示李克农怎么办。李果断地说：“内政部勒令只刊在《广西日报》上，我们没接到来文，可以置之不理。”同时解释说：“桂系与蒋介石有矛盾，不一定支持勒令。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矛盾。现在桂系当局没有通知我们停止发行，我们就可以在桂林继续发行。”国民党特务机关，以种种卑劣手段破坏发行工作。李克农和报馆负责人研究对策。一方面提出抗议，一方面改变投递办法，或化整为零投递，或把《新华日报》夹在《中央时报》、《扫荡报》中一并投递出去。
李克农在桂林还支持进步刊物《青年生活》《工作与学习》的出版发行。常派办事处龙潜、沈毅然和刊物负责人蒋宗鲁联系，及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发行数量由开始3000份，上升至10000多份。发行范围扩大到湖南、江西、贵州、广东、云南等省和香港、南洋等地，对宣传动员民众抗日起到了很大作用。
广西桂林当时云集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胡愈之、李四光、邹韬奋、柳亚子、范长江、茅盾、巴金、欧阳予倩、艾青、周立波、阳翰笙、夏衍、陶行知、梁漱溟、千家驹、徐悲鸿、关山月、马君武、胡风等一百多位文化名人。李克农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广泛团结，积极领导开展抗日文化救亡运动，使桂林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创作，戏剧演出等活动空前繁荣，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李克农还组织发动机关、学校成立业余剧团到群众中演出，宣传抗日。“八办”也组织机关干部战士参加抗日救亡文艺演出活动。李克农自编自导活报剧，他扮演日本军官，强化其丑恶、凶残的一面，激起广大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激发广大群众抗日热情。
新安旅行团，是江苏淮安县新安小学少年儿童团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是陶行知先生倡导创办的，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文艺轻骑兵。1939年11月辗转到达桂林。李克农对他们关怀备至。首先报请周副主席同意后，争取国民党军政部三厅，拨给全团45人编制和生活津贴，解决了他们合法地位和基本生活保障。为加强对“新旅”领导，派办事处秘书科长龙潜具体联系，指导他们开展工作。“新旅”党组织负责人汪达之也经常到办事处汇报工作。
“新旅”成员大多是十来岁少年，他们人小志气大，爱国热情高。他们在桂林三年深入城乡、机关、学校开展演出。唱抗日歌，演抗日戏，画抗日画。每次演出《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新安进行曲》，歌声嘹亮，声情并茂，振奋人心。李克农根据儿童特点，让专家学者给他们作形势报告，上文化课。如请国际新闻社社长张铁生讲国际形势，请记者学会范长江讲战局，请语言专家周运辅讲文艺基础课，请音乐家吴百超讲音乐基础知识，请舞蹈家吴晓邦教舞蹈等。并引导和支持“新旅”同桂林七个少年儿童团体联合演出。其节目有《打倒日本升平年》《放下你的鞭子》《卖梨膏糖》《春天来了》等。李克农还向他们推荐新编舞剧《虎爷》。这是一部新编大型舞剧，内容反映抗战故事。在桂林国民大剧院公演，盛况空前，好评如潮，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很大。“新旅”还经常开展慰问伤病员演出，替伤病员洗衣、倒水、写家信等。伤员们很感动，表示伤后立即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一次，周恩来到桂林，特意要李克农通知“新旅”负责人到办事处汇报工作，了解他们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周恩来也抽空看望了他们，并指示李克农要有思想准备，如果形势恶化，要及时把他们转移到新四军部队去。1941年初，国共合作破裂，李克农把“新旅”小战士送到淮北新四军部队，有的送到延安，为革命保存新生力量。
在进步文化社团里，李克农既保证共产党领导，又坚定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如1939年10月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日协会桂林分会”时，他交待夏衍和文艺界负责人协商，注意理事人选组成，强调共产党员只能占三分之一，其它党派和非党人士占绝大多数，注意吸收国民党员参加。为扩大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李克农坚持在广西不挖墙脚的诺言，没有对广西当局搞任何活动，双方相处融洽，广西及西南地区成了国共合作、统一抗战的大后方。
统一战线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李克农是抗日统一战线忠实的拥护者，坚定的执行者。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坚强的战斗意志，非凡的组织才能，超群的交际艺术，雄辩的演讲口才，长袖善舞，驰骋于民族统一抗日疆场，取得了一个个辉煌成就，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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